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六十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评议由人，直到1975年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

当然，她从来也不是个多话的人。 洪晃曾说：“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有一种对五四女学生的向往。”孙多慈便是这种女学生的典范，即使1930年对她来说是个稍显灰暗的年份。

那时，她常常神情悒郁地行走在安徽安庆这座六百年省会的江城街头，仿佛一张轻飘飘的纸，失落地融入周围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 这一年，她不仅大学落榜，而且家道变故。

虽然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臣，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和中国首任学务大臣，父亲孙传瑗也是一代名士，担任孙传芳秘书和“国民党安徽省常委”。但是，因为卷入党派斗争，孙传瑗在女儿考试前的秋天被秘密羁押，直接导致安庆第一女中的首席才女发挥失常，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失之交臂。

才女落榜总让人格外惋惜，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曾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

命运为孙多慈暂时关上了求学的门，却打开了艺术的窗，由宗白华引荐，她1930年来到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作旁听生。 一场落榜拉开了民国最著名的师生恋的序幕。

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徐悲鸿很快注意到一个女生，她眼神忧郁而流转，伏在桌上温习笔记时，刘海便斜斜地搭在眼帘，单纯素雅的脸总是在阳光下焕发出神妙的光彩，就好像阳光总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发梢打出七彩光圈一样。

授课每讲到紧要处，他都要去看那个女生，如果她微微咬着嘴唇，表情疑惑而空洞，他便慢慢解释细细分析；若她嘴角轻轻上扬，黑亮的瞳仁里泼出会心的神采，他便默默一笑，继续下一段讲义。

授课每讲到紧要处，他都要去看那个女生，如果她微微咬着嘴唇，表情疑惑而空洞，他便慢慢解释细细分析；若她嘴角轻轻上扬，黑亮的瞳仁里泼出会心的神采，他便默默一笑，继续下一段讲义。

这个女生的潜力与爆发力让他诧异。他以为她没有半点西画的底子，一年也未必能学出所以然，可一个月之后，她的素描已经在二十多个学生里中等偏上，这不能不让他震惊。

于是，孙多慈像一颗突如其来的子弹，急速而迅猛地击穿了徐悲鸿的心。 于是，他写信给妻子蒋碧微：如果你再不归来，我可能就要爱上别人了。

只是，爱情哪里是这般收放自如，虽然徐悲鸿自认磊落，但情感的天平依旧失控倾斜。他为女学生画了幅著名的素描肖像，这幅简单的小画，居然耗了大师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说：“多慈，你可是觉得我将你画得不美？可你看这双眼睛，多么清澈透亮，里面装的世界可是大大的美好多姿。而你说我画的太稚气，没有把握你的‘神’；可在我眼中，你初初十八，第一次离家来到南京，可不是这么个稚气未消的少女么？”

他在素描肖像右下角题道：“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施然自废之无济耶。”落款“庚午初冬，悲鸿”。

一片深情款款的热爱。

从此，徐悲鸿帮孙多慈张罗画展，为她卖画，替她加印画册，还偷偷变卖自己的画作筹集款项，准备她自费出国留学的费用。他对她的感情，怜爱、疼爱、珍爱兼有，远远超越了普通师生之情。

一个功成名就的男子无微不至、狂热浪漫地表达着自己的热爱，用不管不顾、劈头盖脸的方式，无论是画业上的指点，精神上的交流还是生活中的帮助。在这种不对等的爱情中，孙多慈似乎只有接受和感恩的份，她从来不发表什么意见，以她的聪慧和自尊，她绝不会没有丝毫想法；以她的温婉和顺从，除了报以崇拜、敬重与爱情，任何一点其他的念头看起来都像是辜负了。

况且，这样的爱情虽然带来了一些飞短流长，但受着大师的荫庇，她也着实收获了不少便利。 不过，大师的感情，热爱时是强势，厌弃时也是强势的。

为了和孙多慈在一起，徐悲鸿对蒋碧微发了一纸《分居声明》。字字绝情，句句寡义，没有半分的商量与交代，没有过对过往情怀的丝毫眷顾，难怪蒋碧微之后的恼怒与决绝，这种强势的抛弃与伤害几乎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否定。

于是，蒋碧微成为“慈悲”之恋最坚定的阻挠者，她使出浑身解数，把这段感情抖落成一桩沸沸扬扬的绯闻，以至于“慈悲”的朋友沈宜申拿着报纸上的《分居声明》去找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想极力促成两人的婚事，这个在徐悲鸿看来“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带着全家转往浙江丽水。

分别之后，徐悲鸿曾绘制《燕燕于飞图》赠孙多慈，画面上的古装仕女愁容满面，仰望着天上飞翔的小燕子出神。孙不着一字，回赠红豆一粒。徐悲鸿见红豆触景伤情，答以“红豆三首”：

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 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相比蒋碧微严词利句的讥诮，孙多慈的些微举动，都能撩拨得徐悲鸿心海汹涌，难免让人感慨：多少女人的幸福都毁在了一张嘴上。苏格拉底为了躲开他暴躁又唠叨的老婆，宁愿跑到雅典的苹果树下思考；欧仁妮皇后虽然傲娇而卓绝，拿破仑三世依然驱车狂奔蒙泰涅大街28号，只为那里住着一位懂得沉默的女子。

蒋碧微遭遇孙多慈，也算是她的劫数。

如果碰上的是另一个和她同样有力气和手段的女子，她熟门熟路见招拆招，倒未必落败；可她那虎虎生威的“降龙十八掌”到了孙多慈这儿，却被纤纤盈盈的“兰花拂穴手”噎得如掌击棉，无处施展。



感情上，多话的女子大多敌不过无声的女子。

无声的女子懂得隐藏和留白，沉默得让人猜不透却欲罢不能，无形中为自己和别人都留了余地；多话的女子则毫无保留尽示人前，看似气势如虹，实则自爆其短。

男人心目中的经典女子，有几个能说会道、喋喋不休的？ 蒋碧微败给了孙多慈，“慈悲之恋”却败给了时间。

孙多慈曾与徐悲鸿做过“十年之约”：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 结果，十年之后，两人早已天各一方。

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五年不归。1942年回国时，孙多慈已尊父命嫁给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1946年，徐悲鸿与廖静文在北平结婚，在一幅红梅图轴中，孙多慈题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徐悲鸿见后，在梅枝上补了一只没有开口的喜鹊。

一个怅然若失，一个欲说还休，悲欢离合总无情。

只是，十年之后，孙多慈已不再是天真顺从的女学生，而成了没落大家庭的顶梁柱，她需要的不再仅仅是爱情，还有稳定的家庭和适合创作的环境。

到了一定年纪，爱情便不再是生命的必需，不管它曾经怎样绚烂热烈地存在过，而生活和事业却将继续。 许绍棣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一切。

创作上，孙多慈有机会游历庞贝古城、巴黎、伦敦，参观了大量流落异国的中国文物，尤其是敦煌壁画，广开眼界，画风渐变。

事业上，许绍棣聘她为英士大学讲师，又聘为“国立杭州艺专”副教授，1947年助她在上海办画展，1949年带她迁居台湾。之后的许绍棣担任台湾“立法委员”，已然是政坛要人。于是，孙多慈又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接着去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回台湾后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并于1957年获“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后来担任该校艺术学院院长。

没有许绍棣的关照，一个柔弱女子在风雨乱世获得这样的成就谈何容易？婚后，孙多慈不再动荡、冲突和迷茫，她被照顾得稳定、踏实而安宁。中年的孙多慈，气质绝俗，风度高雅，透出生活优渥的澹远宁静，熟人评价她“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许多语言，常以微笑代替”。

这样的性情使她后期的画风明显脱离了徐悲鸿一派的大开大合、奔放豪迈，而转向细腻、稳健、婉约。 果然，轰轰烈烈爱着的人，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伴侣。

果然，选择一个男人，就是选择一种人生。

1975年，六十三岁的孙多慈患乳腺癌去世。孑然一身的许绍棣望着四壁的画作，感慨“览镜白头嗟耄及，可怜归计日迟迟”，叹尽了孤身一人的愁绪与感伤。这个男子，虽然曾被与王映霞的绯闻缠身，却允许自己的妻子在家里为徐悲鸿守孝三年，也是难得的宽容与雅量。

1980年，许绍棣病死台湾，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在阳明山。

大多传记提到孙多慈，总是唏嘘感慨，仿佛她承受了特别的委屈与不公，仿佛她错失徐悲鸿是莫大的遗憾，可是，谁说错过不是成全？相比孑然一身的蒋碧微，或者相伴七年便天人永隔的廖静文，她这一生，理想与现实，名气与名声，爱情与婚姻，艺术与事业，何曾缺失过什么？没有一样她不是举重若轻，信手拈来，却四两拨千斤，抖出了灿烂金光，她遭遇的每一个男子，都对她流转着陌上花开缓缓归的珍惜。若说遗憾，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古难全的事，又有什么好强求？

这个沉默的女子，似乎才是命运最大的赢家。 或许她早已明了，生活波诡云谲，说什么呢？既然未曾真正失去过什么，不如无声吧。

治愈你：

年岁渐长，我们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懒得倾诉。

孙多慈：许多言语，不如无声那些美好的事，封存在心底，会浓缩成一颗甜蜜的糖；那些忧伤的事，压缩在心底，会消逝成一缕浅淡的风。

高调晒幸福，图遭人嫉妒；委屈说辛苦，再填一次堵。像孙多慈一样话不多的人，眼睛是明晰的，心里是明白的，气韵是淡然的。

她们清楚，世界上真正值得说的事不多，就像真正过不去的坎也很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