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人生若只如初见，真是句太怅惘的话。仿佛是隔着扑面的烟尘和记忆的碎片，回望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彼时，月也白华，人也青葱，心也悸动，并没有经历后来不堪的真相和委琐的现实。于是，在心底低低地感叹一声：哦，原来曾经，真的是爱过他（她）的。

大多数怨侣回忆起当年，多少都会这么感慨。 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当蒋碧微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她同在巴黎买的怀表。

就好像，1968年4月，蒋碧微在“台北三军总医院”，望着病榻上双眼微张、不能言语、行将离世的张道藩。

1917年，二十二岁的徐悲鸿对十八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由于早年曾与她的伯父和姐夫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徐悲鸿不仅是蒋家常客，而且深得她父母的喜爱。

有一天，徐悲鸿托朋友朱了洲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从未与任何男子单独会面过的蒋棠珍，居然未经犹豫地答应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里，把十三岁就已确定的婚约抛在脑后，毅然决然地跟着这个几乎是陌生的男子远走东京。她在回忆录中说：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私奔之后，宜兴名门望族蒋家无奈地搞了场行为艺术，宣称蒋棠珍因病身故，哭灵、出殡，棺材里放满了石头。从此，蒋棠珍的名字与石头一起掩埋，蒋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开启。

我曾经思忖，怎样的岁月才担得起“最美好”的注脚，或许真该如沈从文所说，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好的你。仿佛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

我曾经思忖，怎样的岁月才担得起“最美好”的注脚，或许真该如沈从文所说，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好的你。仿佛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

《琴课》里，她旗袍典雅，身姿婀娜，握着小提琴的手指纤细灵动，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依然感受到，笔墨落在画布上的一瞬间，饱蘸了无限的爱意，只有深爱一个人，才能让她在画中如此静美、优雅，独具光华。

《箫声》里，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样地翻飞，箫声蜿蜒呼之欲出，娴雅沉静的画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缓慢而深邃地流淌。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单从这些画，就能读出当年他对她的深情，所以我相信，画中凝聚的一刻，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

只是，美好终究有限。 当清寒皆成往事，繁华即在眼前，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1927年回国后，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在南京修建华美的傅厚岗公馆。

蒋碧微热爱社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太太客厅式的觥筹交错让她怡然自得，此时创作力旺盛的徐悲鸿却将心力完全铺在艺术上。她不满他自我为中心的冷漠，他反感她强势与挑剔的虚荣，裂痕一天天扩大。

1930年，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孙多慈赠与红豆，他镶金做成戒指，镌上“慈悲”二字。仅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便从“碧微”换做“慈悲”，怎能不让她碍眼堵心？她横刀立马捍卫婚姻，不仅拔掉了孙多慈赠送妆点傅厚岗公馆花园的枫树苗，而且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让孙多慈官费留学的机会泡汤。

他愤然将公馆命名为“危巢”，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远避桂林。

1938年，他在贵阳“《中央日报》”刊登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十八岁起与他一同漂泊天涯、抚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笔勾销，曾经甜蜜温软的时光变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几分果断泼辣、不计后果的天性，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势不两立。

十八岁起与他一同漂泊天涯、抚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笔勾销，曾经甜蜜温软的时光变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几分果断泼辣、不计后果的天性，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势不两立。

她把“分居启事”镶在玻璃镜框里，赫然放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命名为“碧微座右铭”。 他给她父亲蒋梅笙葬礼送的奠仪被一概退回。

她对与孙多慈分手、试图修好的他说：“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为割舍不下对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来，那还可以考虑；如果是因为孙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来，那是绝无可能。”

这样的强势下，复合了然无望，波光潋滟的旧时光到底遮不住现实的局促。

离婚时，她再次展现了得理不饶人的胡搅蛮缠，向他索要现金一百万元，古画四十幅，他本人的作品一百幅，此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儿女抚养费。

心怀对她的愧疚和对巴黎生活的感念，他夜以继日作画满足她非分的要求。不料，她又提出，先前支付的二十万元已花完，要再给一百万和一百幅画，此外每月给子女两万元抚养费。这回，连律师沈钧儒都怒了，两人并无实际婚约，无理要求大可置之不理。这时的她，分明有点像《渔夫和金鱼》中那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有点招人嫌了。

而月薪不过两万的他再次答应了她的所有要求。1945年，两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他还将那幅《琴课》带去送给她，他知道她喜欢那幅画。

他终究还算是个厚道的男子，即便被她逼到墙角，也不曾回手。甚至，在两人关系的最后一刻，顾念着旧情。 离婚当晚，她去打了一个通宵麻将，是解脱呢，还是庆贺呢？

二十八年最好的时光从此成了前尘往事。

每次看到她在自传中客气地称他“徐先生”，读到她的自陈“和悲鸿结缡二十年，我不曾得到过他一丝温情的抚慰”，都让人百感交集。这些极简极淡，山寒水瘦的文字，写的都是抱怨，抱怨他不忠、背叛、离弃。而她自己，为人妻的贤达知礼，为人母的宽厚无私，又做到几分？纵然当年他移情孙多慈，她难道没有别恋张道藩？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他用一生的愧疚偿还，她用一世的怨怼相对。

每次看到她在自传中客气地称他“徐先生”，读到她的自陈“和悲鸿结缡二十年，我不曾得到过他一丝温情的抚慰”，都让人百感交集。这些极简极淡，山寒水瘦的文字，写的都是抱怨，抱怨他不忠、背叛、离弃。而她自己，为人妻的贤达知礼，为人母的宽厚无私，又做到几分？纵然当年他移情孙多慈，她难道没有别恋张道藩？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他用一生的愧疚偿还，她用一世的怨怼相对。

许多道理，不是聪明可以明白，那需要一生沉浮后的顿悟。 当年的她，必然是黑白分明、爱憎了然，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美狄亚一般充满被辜负的愤懑，和报复而后快的凶悍。

而经年打磨，她老年后发现，原来这一生不曾用过任何人一块钱，也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都是依靠“徐先生”离婚时给她的画换钱为生。原来她视为生命的尊严和骄傲，都是那个“负心人”提供的。她的心里是否会有一丝自省的后悔？

后悔当年不知进退的强硬。人生漫长却又苦短，幽长的路途充满险阻，谁不曾迷失与错谬？生活中并没有纯粹的黑与白、对与错、爱与恨、补偿与亏欠、得到与失去，大多数只是黑白之间深深浅浅的灰色，模糊而难解。绝艳易凋，连城易碎，多少美好毁在了一意孤行的执拗。

进退相隔不过是分寸的把握，人生苦短不过在迂回之间。 这些，以她的聪明，她迟早会明白。 假如没有张道藩。

蒋碧微同时代的女子，有过如此浓烈、炽热情感经历的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的巨大光环，她不期然地成了民国两件最出名情事的女主角。婚姻中的蒋碧微，向徐悲鸿展现了人性中毫无顾忌的一面：强悍、任性、虚荣、计较；婚姻外的蒋碧微，却留给张道藩一个女子力所能及的美好：聪明、优雅、温柔、得体。对比之间，你不得不感叹，婚姻化神奇为腐朽的作用，竟也是如此强大。

关于张道藩如何官至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要职，当年有段内幕。 为了加强中、英、印共同抗敌，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42 年2 月4 日访问印度。随员三人中有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英文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再一个便是张道藩。

蒋碧微：最远的距离，不过进退之间为了加强中、英、印共同抗敌，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42 年2 月4

日访问印度。随员三人中有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英文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再一个便是张道藩。

蒋氏夫妇受到印度朝野欢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时，双方不是握手、拥抱，而是尼赫鲁向蒋等一行全身拜倒。这本是印度教大礼，但对这种宗教礼节毫无准备的蒋介石，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

尴尬之际，张道藩从后面跑出来，众目睽睽之下，对着印度国大党人员来了一个就地打滚，接着做拜倒姿式。这是印度教的回拜礼节，一下子缓解了气氛，拉近了距离。经过与国大党谈判，蒋介石得到了印度“决不做不利于中国抗战举动”的保证，此后美、英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加尔各答中转运送，支援中国的抗战。

而张道藩就地一滚的机智和渊博，让蒋介石、宋美龄大为赞赏。当年11 月，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不禁莞尔，好像眼见一个人情练达的故人高升了似的。和徐悲鸿的刚直耿介相比，张道藩既有画家文人的浪漫多情，又有职业政客的世故圆滑。他和蒋碧微初见于1922年：

“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徐悲鸿的爱妻蒋碧微，那修长的身材，白皙得近乎透明的皮肤，长可及地的一头秀发，亭亭玉立的风姿，令他久久难忘。”许多传记中描述两人初见的情形居然是这么一句知音体，可见当年张对蒋迷恋的程度。在巴黎期间，谢寿康、刘继文、邵洵美等留学生成立了“天狗会”，彼此兄弟相称，徐悲鸿是二哥，张道藩是三弟。1926年，三弟从佛罗伦萨给二嫂寄了第一封信：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须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觉得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刚刚在巴黎心情复杂地与法国姑娘苏珊订婚的三弟，并没有获得二嫂的热烈回应。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二嫂婚姻失据，国破家难才成全了这段“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

刚刚在巴黎心情复杂地与法国姑娘苏珊订婚的三弟，并没有获得二嫂的热烈回应。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二嫂婚姻失据，国破家难才成全了这段“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

从1937年到1949年，两人以“振宗”和“雪”为名，情书纷飞。那两千多封通信，在不相关的人看来，有无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处的絮叨，有事无巨细的繁琐，有只宜私语的肉麻，只觉得口水甚多。比如：

宗：心爱的，我想你；我行动想你，我坐卧想你，我时时刻刻想你，我朝朝暮暮想你，我睡梦中也想你。

雪：你若把我拿去，烧成了灰，细细的检查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最小的一粒灰，也有你的影子印在上面。

他把给她的情书命名为《思雪楼志》，她把自己的书房称作“宗荫堂”，真是甜蜜粘乎得如同一对青春期小儿女。

张道藩趁她父亲七十大寿，送了厚重礼金，她当即退还：“幸君谅吾苦衷，纳回成命，庶几爱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哪里还是那个为了要钱跟徐悲鸿大闹的蒋碧微。

1942

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鸿回到国内，蒋碧微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写信给张道藩，倾诉矛盾，张道藩提出四条出路：一、离婚结婚（双方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人)。蒋碧微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两人深度纠缠三十多年，在台湾同居十年，他始终没给她妻子的名分。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妻子苏珊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纵然纠结却依旧清醒。比起感情大过天的徐悲鸿，他的政客本质表露无疑。

蒋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三十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春梦乍醒。当年那句“等你六十岁，就和她离婚，来娶我罢”的誓言海市蜃楼般幻灭，她却从一只饱满多汁的蜜桃变成了干瘪的果核。

蒋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三十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春梦乍醒。当年那句“等你六十岁，就和她离婚，来娶我罢”的誓言海市蜃楼般幻灭，她却从一只饱满多汁的蜜桃变成了干瘪的果核。

果核依旧硬朗好强，毫不嘴软地总结：“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庭团圆。”

与他分手六年后，她完成五十万字回忆录，上篇《我与悲鸿》，下篇《我与道藩》，1966年在台湾皇冠出版，至今仍轰动遐迩。

两岸隔绝，她与子女音讯难通，暮年独居近二十年，寂然离世。 《琴课》2002年嘉德春拍会售出，价值165万。

就像一场反讽，自尊到强悍的蒋碧微，人生的两段感情都没有名分。 她这一生，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于不该时，用力过猛；于坚持时，绵软无力。

倘若当年徐悲鸿诚恳回头时，她摒弃前嫌地反省并接纳，至少一家四口终得团圆，以徐悲鸿的处世之风，后续的岁月应当待她不差。两人相遇于最好的年华，纵然中年龃龉，晚年也是圆满的。他不至于身体每况愈下，七年后便撒手人寰。她也不至于漂泊异乡，孤寂终老。

倘若当年徐悲鸿诚恳回头时，她摒弃前嫌地反省并接纳，至少一家四口终得团圆，以徐悲鸿的处世之风，后续的岁月应当待她不差。两人相遇于最好的年华，纵然中年龃龉，晚年也是圆满的。他不至于身体每况愈下，七年后便撒手人寰。她也不至于漂泊异乡，孤寂终老。

倘若当年张道藩提出四点解决意见时，她拿出和徐悲鸿离婚的剽悍与果断，坚决要他与苏姗离婚和自己重新开始，也不至于造成三个人的痛苦：苏姗带着女儿远避澳洲，张道藩陷入家庭与情感的两难，她自己既没得到名分，最终还失了感情。

不同选择下的人生，真的是天地迥然。她这颗响当当的铜豌豆，和生活来了场硬碰硬的正面交锋，结果一地碎片。

铁骨铮铮的她始终在往前冲，哪怕头破血流、两败俱伤，也不曾深情款款地避让与后退分毫。 对于一个女子，或许最远的距离，就是进退之间。

治愈你：

蒋碧微：最远的距离，不过进退之间大多数女子，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活得特别激烈和用力，貌似特别精彩，但是，蒋碧薇这样穷其一生坚硬到底的女子并不多。

这样的女子总是聪明多了几分，智慧却输了一截。 她们不明白，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欣赏聪明女人，大多数男人更喜欢温顺的、貌似笨一点的、让他有成就感的女人。

实际上，做一个聪明的笨女人，难度更大。

这样的女人懂得进退，没有必要独自扛起所有负担，她们适度的独立，隐藏的理性，含蓄的聪颖，温和的才华，从来不炫耀，更不咄咄逼人。

这样的女人更容易寻找到真正的幸福，而并不是处处向男人看齐就是解放，处处和男人对立就是独立，处处和男人死磕就是个性。





孙多慈：许多言语，不如无声

1953年9月的一天，或许是个天空阴霾、霪雨绵绵的下午，五十四岁的蒋碧微去中山堂看画展。展厅门口签罢名转身间，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立于眼前——虽然四十岁的孙多慈也不复当年青春盎然的“女学生”模样，却清雅温婉，别有韵致。

最终，快言快语的蒋碧微率先开口：“徐先生前几天去世了。” 向来沉默少语的“女学生”忽然脸色大变，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为了同一个男子势同水火的两个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对话，居然是告知那个男子的死讯。 而那个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讯杳然。

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六十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评议由人，直到1975年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