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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属于郭美美和邓文迪的时代？ 邓文迪“终于”离婚了，以一种同样戏剧化的方式离开了她当年势如破竹“攻入”的豪门。 邓文迪的人生就像是一个跳棋高手的布局一样，在很多人在一格一格的缓慢移动的时候，她已经直抵老巢，每一个落点都是她的下一步跳板：她本来可以成为广州一家医院的医生，但她成为一对热心美国夫妻的资助对象，跳到了美国，然后在最短的时间把她的恩人变成她获得绿卡的绿色通道——获得绿卡的7个月后，她及时离婚，然后认识到下一个跳板，稍作停留又在飞机上认识新闻集团的主管，飞机落地，她已经成为卫视集团总部的实习生，然后她又频频不清而入高层的酒会，最终以完美的认识方式勾到默多克——还有什么比红酒撒身更吸引别人的注意呢？ 几乎没有人可以战胜她，默多克的前妻和那些孩子们以及背后的律师团，一个徐州的女孩可以让他们谈笑间灰飞烟灭。冷冻的精子可以让她顺利诞下两个孩子，确保她的万年基业。 她已经做到了一个中国平民家庭出身的女孩能做到的一切了。甚至好莱坞想拍一个关于她的故事。 这应该是一个关于阴谋、性、权力、野心的故事。 美国《新闻周刊》新闻网以《中国女性比美国女性“更具野心”》为题，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文章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妇女中，仅有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称自己很有野心。在中国，这一数字接近三分之二。此外，超过75%的中国女性渴望获得企业高管的职位，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仅为50%左右。 另据韩国 《朝鲜日报》刊文称，近年来，中国女性热衷于到韩国进行整容。在一些医院里，甚至有中国女性的专用楼层。报道称，这些中国女性大都属于经济上比较富有的阶层，有能力远赴韩国接受手术，她们会停留一周左右时间，花费100万到300万韩元的整形美容费用。与此同时，她们在服装、饰品和化妆品方面的花销仅次于整形美容的花销。因此可以将她们称为“综合美容客户”。 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中国的女人已经进入“丛林的时代”。 我再举两个例子，最近这些年台湾的男性的结扎率一直上升，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去大陆工作的男性——这是台湾太太们唯一保护家庭的方式了。另外一群忧心忡忡的是新加坡的家庭主妇们，当新加坡对大陆的移民政策公布之后，她们就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她们感到自己无法与野心勃勃的中国来的女孩抗衡，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家庭就被这些女孩毁掉…… 郭美美前一段时间又开始炫她的生日豪华派对了。你会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充满野心的时代，一个郭美美的时代，一个《甄环传》的年代，如果你不成为邓文迪，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们在畅销书的书名就可以了解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年代：《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女人不狠，地位不稳》。 只是，邓文迪只有一个，其他人都要成为她的台阶，我们恐惧敬畏邓文迪，我们厌恶章子怡，我们憎恨郭美美，因为她们拥有我们无法拥有的美貌、心计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凶狠。 我们的恐惧来自两个部分：第一，我们开始迷失，因为她们似乎可以践踏一切道德底线，可以以婚姻和感情为筹码，换取她们想要的。她们的宣言是“我宁可在宝马车后座哭泣，也不要在自行车后欢笑。”她们的得意洋洋让我们怀疑：到底金钱和权力是否会比我们所需要的感情和爱更重要？她们可以成为女人的标杆吗？第二，我们开始迷惑：如果我在追求一个男人，或者已经拥有了一个男人，我拿什么可以和这样咄咄逼人的女人抗衡吗？如果你有很好的容貌，但容颜易逝，就算是你可以整容、美容，又如何抵御那些葱绿葱绿的嫩姑娘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婚姻中的女人和层出不穷的美少女中的战争如同永无休止的“植物大战僵尸”——又一波“美少女”来袭！那么靠我们的夫妻恩情吗？如果默多克都前列腺癌了，都70岁都可以离婚，你那么多恩情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恐惧来自，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追求男人，也不知道用什么维系住我们的感情；也可以说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来换取我们的工作，也不知道什么才可以真正保护我们的利益。 关于第一个问题，也许我们需要分清，野心背后的意象：如果我们的野心是为了自我实现，是为了一种创造和探索，是与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连接，那么这种野心是双赢和多赢的，这种野心所形成的成果是可以持久的。而如果野心背后的意象是一个饿鬼，那么这种野心就是一种“零和”的游戏，它不是吃饱喝足的人的游戏，而是一种出于焦虑和恐慌而进行的“掠食”。这种“野心”是一个黑洞，黑洞之内居住的是一个自我的形象——无法为自己创造营养的吸血鬼。她的资源必须来自外界，所以她会对外界采取剥削和榨取的方式，一旦吸干榨干，就转换到另外一个“血库”。这就是一种“零和”的游戏。 心理学家在“野心”和“幸福感”相关研究中发现：这些有雄心的孩子较之那些没太有雄心的孩子后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并进入了一些更为有名望的体系。从长远来看他们也赚到了更多的钱，获得了更高一些的职位。但说到幸福与否，结果就喜忧参半了。研究人员发现野心和幸福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且野心和长寿是呈负相关的。虽然有雄心的人似乎更快乐,但他们的快乐可能是以牺牲个人的人际关系为代价的。 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拉丁美洲人感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世界里，但是却有着紧密的社会关系。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9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针对130万的美国人的大型调查中，德雷尔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是全国最幸福的州。与此同时,那些富有的州，像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和加州等则位列最不快乐的州,尽管他们的居民肯定是有雄心壮志的,他们年复一年地把为数最多的学生送到常春藤盟校。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追求以及维系一段感情？其实邓文迪做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只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真正爱的是什么？如果你爱的是权力、声誉和物质生活，那么你就要进入一个丛林的社会，这个社会只有胜者和败者，或者胜者是下一个败者。 让爱可以发生以及持久的不是你的心计，而是你是否把这个男人当成一个人，而不是钱包或者血库？你是否愿意了解这个男人和你有什么不同，你是否愿意把他当成一个人，而非猎物？你是否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什么是一个人？一个人就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掌控感，真正的掌控带来的是安全，而非恐慌。 那些被邓文迪们碾过的女人，在某程度上还只是一个婴儿，需要男人的奶水，而邓文迪也不过是一个能争抢乳房的婴儿。 我们的很多的恐慌，来自我们内心对自己的存在的否定。用某种程度上来，邓文迪的存在是男权社会的胜利，她给女人提供了一个依附强有力的男人可以如何幸福的神话。她的存在是她的胜利，但也许对女性的存在是一种失败和否定。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你有能力让自己幸福吗？无论你身处什么境地？ 什么时候婚姻或者感情不是你的呼吸机、跳板和救命稻草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的男人不是你的全部的世界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可以和男人一样自由地拥有你的世界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真正可以放手和抓紧，对你生活有一种真正的掌握的感觉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可以将婚姻看成是锦上添花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女人，而不是“野心勃勃”的女婴了。 首先，打败邓文迪的方式就是成为比她更强大的女人，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女人，一个可以与男人一起互相给予与互相获得的女人，一个可以创造生产力的女人，邓文迪之所以没有获得真正的尊重是，我们不知道她拥有的权力，她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她只是获取者，但是否是拥有者呢？ 或者说，当你可以深深地满足彼此的情感需要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永远增值的女人，和一个男人不断冒险和探索的女人。 所以唯一战胜“野心女孩”的，是你能否走出“被喂养”者的姿态，而成为“与这个世界交换能量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