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这些年妻子教会我的事……

我和乃竺是非常幸福融洽在一起相处几十年。而且我们的关系不断在更新，越来越好。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所以我们非常珍惜。

活到60多岁了，我们见到那么多伴侣。有的人开始时那么美好，后来派私人侦探的；也有事业好爱情就好，事业不好了爱情就没了的；更多是看到不成熟心灵的两个人在一起，暂时是很开心，可后来碰到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幸福、也非常幸运，但我们不是像英文所说，“take it for granted”，这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这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要保护这个关系。

我们的人生很奇妙，戏剧、佛法和家庭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要理解我们，就要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包括我的大女儿，她嫁给了宗萨仁波切的外甥，现在女婿基本就跟着宗萨仁波切做事，我女儿也在帮忙。

相识

说到乃竺，她太特别了。她就是一个如意宝。

我和乃竺相遇是在1974年的某一天。那时我上大二，我大学时代的主要记忆就是在民歌餐厅里唱歌和玩音乐，在艾迪亚西餐厅玩音乐，跟一群高中时的同学住在一起，我们在不同的大学，生活得像一个乌托邦。

当时台大一个朋友一直跟我提起，台大哲学系有一个女生叫丁乃竺，就像当年辅大有个胡因梦，她已经是传说在外的人物。我一进辅大就听说胡因梦了，那时候她叫胡因子。我们那个时代很多这样的奇人。

有一天晚上在艾迪亚，餐厅有一个阁楼，他们跟我说，“走，到楼上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个人就是丁乃竺。

艾迪亚很小，我走上楼，那时候就觉得，我见过她！而且我们认识很久了。然后我就觉得，她就是我的老婆。

但那时候我有女朋友她有男朋友，我们虽然互相有好感，并没有做任何勉强的事情。那时的想法是很单纯的，虽然觉得就是她了，但自己也有女朋友，所以不可能冲动地就赶紧去追求她。就觉得像见到了一个老朋友般的感觉。可事实上，我们之前从没有见过。

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很能聊天，聊很长时间。但不是男女朋友。

两年以后，我大四那年，我们自然地结束了各自的感情，就在一起了。

1976-1978年，她毕业后在她叔叔的律师楼帮忙。那时候的她非常风光，俗世眼光里的那种风光。台大毕业的一个女生，因为自己喜欢，穿着旗袍去办事情；她又特别单纯，风靡了各个单位。我当了2年义务兵，但很轻松，开始做乐队，后来又被调去做英文播音员，所以我可以在那个时间里继续玩音乐，同时计划结婚和留学。

我觉得我们结婚也是自自然然会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特别地求婚，就彼此一直有个默契，我们要在一起。当然在一个点我跟她提起，但不是跪下来求婚那种，我就问她那我们在一起吧，她说好。那时有一个插曲，因为她比我大一岁，她爸爸还蛮传统的，尤其在那个年代，我不知道怎么过她爸爸这一关。结果天助我也，刚好有一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说的是，如果太太比先生年纪大的，离婚率比较低。

我就剪下来给我未来的岳父看。丁姐（丁乃竺）的爸爸那时在台湾是一个著名的政论家，也写了很多书，比如《北洋军阀史》等等，他看了没说话。就表示这事OK了。

我后来跟他关系很好。我们家没有婆媳的问题，我和她的父母也很好。

承担

我想到两件事。

一件事是发生在结婚前。一天她在我家玩，那是在台北双城街一个老的日本房子，我12岁到台北后就是在那长大的。当时家里有一个佣人，我妈妈当她是家人，后来她不给我们做佣人了，但还是住在我们家，还在那结婚生子。有一天，就我和乃竺还有佣人的儿子三人在家，那时他才三四岁，他玩着玩着突然把头撞到柱子上，血流如注，我都快吓死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乃竺当时之镇定。她马上问我，你们家的药在哪，有没有云南白药？我拿给她。我就看着她抱着那个孩子，很从容地处理伤口，她把那个伤口用手掰开，把药塞进去，很快，就止血了。

我心想，“哇！我要娶的老婆是这样一个女人！”

这是第一次我有机会看到她的冷静加上一种英雄气概。

1978年，我们结婚了，过了一个多月就到了美国，在伯克利，我学戏剧（博士），她学教育行政（硕士）。那时有几个学校可选，而伯克利没有奖学金，一年的学费就要几千美金，但我们还是选了伯克利。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是有钱人家，我们真的不是。我14岁时父亲（曾为驻美外交官）过世，政府每年给我母亲几千台币的补助。我不敢说生活过得很艰苦，但母亲是很辛苦地把我们带大的。丁姐家也是，名气在外但并没有很多钱。

她做了两年事存了一笔钱，我也存了一些，我妈妈给了我几千美金。我们把这些钱放在一个很好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告诉我们，保证每个月可以给我们多少的利息。可不到两个月，他倒了，我们再也没见到这个朋友。我们的钱也没有了。

我们跟学校讲了这个情况，学校说可以下学期申请学费减免。可是生活怎么办？我们要面对的是，是不是要卷铺盖回家，因为真的没有钱了。

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就显露出来了。

她镇定到一种程度，让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里有她在就是“幸福”两个字。她就能一个人承担。

她只对我说，“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自己赚钱了。”这种时候，她显得冷静和镇定，一点恐惧都没有。我想到我父亲的一个同学，我们叫他钱叔叔，在旧金山开餐厅。电话还是乃竺打给他的，钱叔叔说，你们周五就可以过来工作。我们开了个破车过去，开始了我们的打工生涯。

那是个很豪华的餐厅。一到那就发给我们制服，我是服务员，管收盘子，分我的是一个土黄色的制服；她在前台做领位员，还能漂漂亮亮的。第一天我很狼狈，餐厅生意非常好，从下午5点半忙到11点没有停，每一桌至少三轮翻台，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什么都不会，一整天被骂到臭头，“12号，收！”“25号，收！”“快摆台！”真是感觉被丢到了火海里了。

那天回到家，我印象很深，我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累死了。夜里12点多，我们就坐在床上，看着彼此。但没有抱怨。

那天我们累得跟狗一样，躺下就睡了。

本来我顺顺利利地读了博士，没想到命运给我这么一个变故。可第二天继续时，人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命运。

我记得那天我赚了20多美金小费，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慢慢成了跑堂的，越来越得心应手，一晚上可以赚到100多美金的小费，我们也有奖学金了，情况慢慢好起来。

故事再往下讲，你就会知道，这个家庭里她是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家撑起来的那个。

乃竺有一张拿到硕士文凭时拍的照片，那时她怀着耘耘（大女儿），学校希望她继续读博士，但她为了带孩子，也为了支持我，就放弃了。她开始找工作。我要念5年书，后面3年她就是一边带孩子和一边打工。

在美国不像在中国，生了孩子有人帮你照顾。孩子叫了就得半夜起来喂奶，大点上幼儿园也是自己接送，感冒了还得提前接回家……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她开始打工，在各种餐厅打工。最高峰的时候，在4个餐厅打工。就在去年11月，我在旧金山湾区的时候，还开着车去我们以前住的地方转了转。那时我突然想起她曾经打过工的一个餐厅，那是开给学生的快餐店，一块多美金一份，小费只有2毛钱。那个地方离伯克利很近，在一个商区里，是一对韩国华侨，父子在那做简餐，她在那做一切——上菜洗碗，一小时只有4块钱。我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她说觉得他们做得很辛苦，也很佩服他们。

她的人生里面，总是这样，看到别人苦，就想去帮他们。

这对父子，脾气又大又不会做，但只要乃竺在，就能帮他们弄得很好。

打4家工的时间大概持续了1年，她后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但距离家很远，在旧金山的另一边。也是她一去公司就旺起来了。她就是像阳光一样，到哪里就点亮哪个地方。

在《暗恋桃花源》里，丁乃竺是第一代“云之凡”

修行

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很多地方是很不合的。我们吃的也不一样，好比说她吃鸡翅我吃鸡胸肉；她吃辣我不吃辣。玩的也不一样，爱好也不同。但没关系，这样也很好。生活中的不协调一点都不影响到我们，那个问题对于我们是零。我们有一种更深的东西是在一起的，一种追寻。那种东西在一起，就什么都搞定了。那种更深的追求就是一切。那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追寻生命的本质，追寻人活在世上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们有一大部分别人不能理解的部分，是学佛的部分。对我们而言，修行是追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很奇妙。戏剧、佛法和家庭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这三件事几乎同时开始。

这得说回到乃竺的爷爷，他叫丁石僧，石头的僧侣。这是他自己后来取的名字，以前他叫丁怀瑾，和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人。他后来就不玩了，就在家修密。

乃竺在香港出生的。她出生的时候，本来叫丁乃蕾，结果她爷爷从云南写了一封信到香港，我后来还看到过这封信，信里说，此孙女与佛有缘，请改名为乃竺。

可爷爷从没有见过她。大概她的佛缘这时候就有了。

乃竺十岁的时候，香港政府把她父亲抓了起来，等他放出来后，全家就到了台湾。

我是在美国出生，12岁到的台湾，我们就像冥冥中的一种神秘的约定，从不同地方先后到了台湾。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后来修行时的老师在佛法上和乃竺爷爷的修行都是相通的。

我从大学的时候对道家思想有兴趣，还到台大去旁听。因为我玩音乐，开始对国乐感兴趣，她也有兴趣，我们一起去学琵琶。我们的老师叫林古芳，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好朋友叫陈国钦，陈国钦那时才二十多岁，是一个八卦拳很厉害的人物，于是我们跟着林古芳学国乐，跟陈国钦学八卦拳。陈国钦有一天问我们，有没兴趣去听一听藏传佛法。

我们说好。

那个地方在新店五峰山，是台北近郊。我们第一个老师就是五峰山的林上师。台湾和藏传佛教的联系很薄弱，林上师是屈师祖的学生，是屈师祖带着藏传佛法到的台湾，而他和乃竺的爷爷是一卦的。

所以你怎么会不相信因缘，不相信因果？

我们就这么懵懵懂懂地接触到了藏传佛法。那是1976年，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有了这样的基础， 1978年，我们决定在五峰山结婚，然后出国留学。

我们刚到美国，伯克利也有个佛法中心。我们搬了家后，总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后来发现那是孔雀的声音，打开窗户看出去，对面就住的一个喇嘛。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我们总是碰到和佛法有关的事情。

后来我们从美国回到台湾，就陆续请一些活佛到家传佛法，一传就是一两个月，我们家就成了聚会的地方。那时候台湾没什么人学藏传佛教，我们把它当学术来研究。

我们不但一起研习佛法，也面对生死。

我们在1985年就认识了宗萨仁波切。那时他才二十出头，第一次到台湾来，我还记得丁姐回到家说，“不得了了”。当年她的身份是翻译。别人将藏文翻译成英文，她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她还替老师翻译佛法。早期学藏传佛法的人，看到她在台上，就会非常安心，知道只要她翻译的，肯定是非常准确的。她真的是懂。

我跟她 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学的。

“这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就是知道。”她说。

她教我学会忍辱

当时我们的生活忙碌到什么程度，你可能没办法想象。导戏就已经要疯掉了，在台湾很长时间我还教书，教书的量是一般教授的两到三倍，因为缺人，没有人教这些课。我当年是副教授，一周教8小时就够了，可我一般都教二十多个小时。她开始时在电脑公司上班，还要搞剧团，还要为佛法的活动筹款，还要翻译。有一次，大概是1990年，她为宗萨仁波切一个很大的活动筹到很多款，我心想，可以了吧，你这么累，他们有基础可以盖庙了。可是我发现，不断有新的人有新的要求找她，她就会去继续做。

太多人碰到事情就找她，她就是万灵丹，传说中的如意宝。谁有任何问题找她，她一定放下一切细心又耐心地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的生活，很多人不能理解。因为我们不应酬。到了一个年龄，我们都不大出门，除了工作就是在家里。

乃竺到底在做什么？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有时候我回到家，看到又有人在客厅，他们很小声地和乃竺在谈话——又有一个朋友因人生中碰到问题找乃竺谈话。

她不只是为我做事情， 她为太多人做事情。对一无所有的人、大财团的人，她都没有分别心，不论他是什么人。

但她不愿意出现在台前。她没有很想演戏，我和金士杰都觉得她是《暗恋桃花源》里云之凡的理想人选，但她就是不爱。如果她个性有稍稍不同，她可能是一个大明星。她有那个魅力，她在表演上有那个能力。但她都退在后面帮助别人。

当然从中得利最多的是我。

我有个新加坡的朋友，叫郭宝坤，他也是新加坡的“戏剧之父”，1988、1989年的时候，他和荣念增会组织一些华人精英的研讨会或者讲课，包括余秋雨、杨世鹏和我都受邀，我因此和郭宝坤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8年的时候，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最近忙吗”，我说“很忙啊，在做一个新的戏”。郭宝坤是一个很典型的、优雅的中国人，在新加坡讲一口北方话。他说，有个事可能要请你帮忙，我6月份有个演出，希望你帮我导。我明天要进医院切除一个肿瘤，可能没办法导，你能帮我吗？

他这样说我没办法拒绝。

那部戏就是和人艺合作的《红色天空》，主演是林连昆等人艺的老艺术家，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他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北京导戏。

到了1998年底，我们就去了北京。

其实在1992-1993年，杨世彭帮我们导《推销员之死》的时候，因为用英若诚做翻译，我们请英若诚来台湾。后来他回请丁姐到北京玩，带她到处看，那时候丁姐就对北京有很深的印象，她回来后跟我说，我们可以慢慢地考虑到大陆做演出。

2008、2009年，我们有个很大的改变。我们第一次和大陆合作创作新的作品《一起看电视》。这个过程，乃竺在推动很多事情。2008年底，我做了《宝岛一村》。2009年女儿结婚，我做了听障奥运会。将近两年时间里，她作为总监制，担任所有的繁琐的工作。那之后我们开始做大型活动。

后来就碰到“百年庆典”。当时的“副总统”萧万长亲自找我，我不想做，躲起来，让乃竺对付。最后剩不到一年了，他们又找到我，说真的没人做。乃竺想到她爷爷的渊源，说那就做吧。

想不到那是这么大一个反弹。（注：台湾“百年庆典”，正逢选举期间，赖声川总策划、导演的庆典活动被绿营抓住进行大肆抨击，他因此陷入“弊案”风波，和“攀附权贵”指责。）

事后回想起来，她也很懊悔。她有自责。我不断地安慰她，我跟她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我们的人生里面不管顺的还是逆的，我们能接受的话，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说实话，比如我能够体会劳工阶级、广大群众在想什么，也就靠的那5年的打工生涯。我为什么更了解人性，就因为有那5年。好像老天爷安排好似的。那5年真的很苦，苦过来就得到太多东西。

像这次，“百年”的事给我们那么大的打击。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做错事被人骂，你要检讨；如果没做错事被人骂，那叫修行。

要学会忍辱。去学习任别人胡说，不还口。这些是乃竺教我的。以前我的个性不是这样，你误会我污蔑我，我没做错事，我绝对要反抗，不能接受。

她真的不断地在教我，“不行，你就要接受。” “你要看清楚，你还手，一点用都没有。”“了解你的人就相信，不了解你的永远觉得就这么样的。”这次是我很重要的一课。

而她那时候受的打击就因为我，她不忍心看到别人这样对我，所以会自责。反过来我也一直安慰她，“我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的人生里做的决定，这个决定我做了，我不会怪任何人。”我一秒钟都没有怪过她。

她自己觉得怎么误判了那件事。但和那次我们钱被骗光了一样，对我们是一个转折。而且时间会改变很多。现在，这事情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而我们还是一样非常幸福。

它也让我在人生里更往前走。

慢慢地我们的重心就转移了，转到大陆，转到美国。回头去看台湾，舞台已不在那了，虽然那里曾经是。

仿佛不断有强烈的暗示，让我们不断地改变。

这之后，我们和央华合作在大陆演出，做乌镇戏剧节，《如梦之梦》能重做，又有了上剧场，我们还是那么幸福，还有了两个（外）孙子。人生在不断前进，靠的是这些事情。佛法上我们也没有停止，不断在修行。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在过的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忙碌生活。

我们两个加起来才是一个我们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不但生活在一起，还工作在一起。

太多人不理解，我们可以在一起共事。我们分工明确，我管创意、她管制作。当然有交集，但我们就讨论。我们之间的沟通一直非常好，我们一直很在意彼此间的沟通，一天没讲过话，就不舒服。讲的话都是所有事掺和在一起的，工作的、家庭的、佛法的都掺在一起了。这感觉很微妙。

郭宝坤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他写过一篇短文谈我们，他说：朋友和家人不分，工作和休闲不分……什么都混为一体就对了。

我们以前住在阳明山的时候，车库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我穿过厨房就去上班了。耘耘在家总是看到，演员不按门铃就进家了，或者穿着僧袍的人在家走来走去。上世纪80年代，家里最高峰时每天晚上有一两百人，他们来听佛法，一待就是两个月。

我和乃竺是各自进行修行的，随时有体会都会彼此说。她不会有问题，一定是我有问题问她。我还没碰过我有问题她解答不上来的。我一直鼓励她开一些课，她坚持不肯。

她很少有过度的情绪，一直很平和。

我们做《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的时候，和张小燕（台湾著名综艺主持人）合作，慢慢地，她对乃竺也有些了解，后来在节目里她公开说，“丁乃竺啊，如果这时候房子烧起来了，她也会说，‘嗯，也不错。烧完还可以重盖’。”

“百年”的事情，我们最难的时候，她也没有太大的情绪，她就是每天看网上的状况是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

她睡眠非常好，我睡眠不好，半夜如果她发现我睡不着在那翻，她就会帮我按摩，一直到我睡着为止。几十年来都是这样。

但她不会让别人感觉到“我在奉献”。你真要了解一个人，要从这些细微的地方看。

她太多东西跟我不一样，比如我会累积东西，她会丢掉；她要减少，我要增加。我们出去旅行，她没有任何意见，全部我主导。她可能觉得我比较乱，但就说一两句，没别的了。在这些细节上，我们彼此从来不会抱怨。

我现在看她，中国人讲的那句话再贴切没有，就是“另一半”。这是很深刻的感觉。“另一半”的意思是，我们单独是不成立的，我们是一体的。就好像我们两个加起来才是一个我们。

我们不能奢望可以更好，所以也更珍惜。我们也不炫耀。我也不认为夫妻就是该这样，世界上的爱情和情感维系都很艰难，像我们这样融洽的不是太正常——我愿意这样说。所以我们特别珍惜。

所以，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更深的追寻，很容易散掉，很容易瓦解。如果彼此关系是建立在金钱或者简单的吸引力上，那个东西很快、几年内就可能散了。那个追寻，不叫做公司要上市或者什么的，是短短的人生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以及生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有这样更深的彼此的追寻，你才有真正的话题可聊。如果你的话题总是，“表坊今天怎么样，卖了几张票”，两三年就疲了；或者“你爱不爱我，我爱不爱你”，一年就疲了。要真正的长久不是这些。

我们到今天已经结婚38年了。必定有更深的东西，要不然两个人早就不说话了。

这些年，我们两个都会找时间去旅行，好比去年，我们到美国俄勒冈导戏，我就特意早去一周，去一些我们喜欢的地方，就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