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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老港片，《喷火女郎》，王晶和陈嘉上联合监制，邱淑贞在里面演一个生来就被诅咒，具有说话“好的不灵坏的灵”的特异功能女孩云云。云云的大姨妈是个落魄的夜总会妈妈桑，骗云云说自己得了癌症，让云云利用自己的特异功能给她赚医药费。 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打小人。一位大妈奉上自己老公“狐狸精”的照片：“就是这个贱女人，你替我打死她，打死她！”云云拿起一双鞋，一下一下打着照片上的女人：“我打你个小人头，我打得你眼泪哗哗流；我打你个小人口，打得你三世做黑嘴狗；我打你个小人手，打得你钱财通通走……” 这个电影很有意思，是邱淑贞的成名作之一，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王晶把她拍得非常漂亮，片头即是她穿红点连衣裙模仿梦露用手遮裙子的镜头，一颦一笑都是性感与娇憨的结合。里面很多情节都充满了夸张的喜剧元素，过于荒诞，但在这件事上，却是最最真实的生活。 当男人在外面有了女人，自己地位堪堪不保的原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被地里狠狠地诅咒，狠狠地抱怨，借助于自己都未必相信的巫术，来帮助自己铲除异己。 要不然怎么办呢，离开？不可能。老式妇女们将婚姻视为自己的终生信仰，一生唯一的使命无非就是要守住自己的男人，若是被离弃，那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哥哥张国荣的母亲潘玉瑶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她很早就结了婚，嫁给有名的洋服师傅张活海，生下了十个孩子，一生始终遵从丈夫的意志，即使他花心、再娶，一直“颇中意女人”，对她不好，她都甘之若饴，与丈夫的事业同进退。张活海经常到尖沙咀的半岛酒店租房约会，她很不高兴，找私家侦探调查他，去那里“捉奸”，同电影片段一模一样。 潘玉瑶一直没有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孩子们和外婆以及佣人们住在湾仔道一所房子中，她和丈夫“在中环的一个单位有两层楼，一层自己住，一层就用来做工厂。理由就是为了看着工人。”或许这并不是生意的需要，而是她要时时看守着他，防止他招蜂引蝶。她的世界中只有他一个，一生都在为他快乐，也为他烦恼，很多年后，一直努力对妈妈好的张国荣也意识到了这点，他终于承认：“除了父亲以外，无论是谁为她做什么，也无法令她快乐。” 被媒体报道的陕西“二奶杀手”张玉芬（化名）有一张看起来很强悍、固执的脸，事实上她也是这样的人。有过丈夫出轨经历的她，在长达十年矢志不渝的“捉奸”、起诉过程中，结识了有相同经历的几个女人，她们被同样的仇恨和绝望驱使着团结在一起，组成了“打二奶游击队”。她们“在西安各地展开行动，方式激烈：在街上拉住二奶就打，边打边骂，扒衣服、脱裤子，打完就跑。”因为行事极端，有一次她还被告“故意人身伤害”，从此后收敛一些，注意规避风险，只是“情绪一上来，她们也干过把小三衣柜里的漂亮衣服都掳走，在高速路上一把火烧了的‘过瘾事’。” 别人都觉得她是精神病，连家人都无法理解她的行为，她却很享受这个过程，甚至对“捉奸”上瘾。闲着没事也会在大街上观察哪一对男女属于不正当关系，直至跟踪对方到旅店，来证实自己的猜测是否准确。 张玉芬这些年的确解决了一些女性的困境，但她杀死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 回头看，如果在18年前，丈夫和她坦诚说自己喜欢上了别人的时候，她能选择离婚，其实她本不必变成这样的人，或者早就有了新的生活。她不肯，是因为她自小就争强好胜，工作上经常拿先进，自觉把家庭照顾得特别好，“他凭什么？”她死活不肯点头，“男人就在晚饭时借口上厕所逃走，再没回家。” 这一逃，就是10年。她满心愤怒，“我过不好，你也别想好过，我拖死你。”她不仅不离婚，还到处搜寻证据，共11次以重婚罪起诉丈夫。“在此期间，她曾在媒体上登广告寻夫，曝光他和第三者的工作单位和照片。”正是这10年的折磨，一直在加剧她的损失，等到了最后不得不离婚的时候，她心里除了无法自拔的对男人和“狐狸精”的恨，再无其他。她只能继续在别人的“奸情”中发泄自己的这种恨。 什么才是人生最大的损失，不是不被人爱，而是因为别人的选择而把自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像张玉芬这样，曾经也是对生活充满梦想的好姑娘好老婆，眼看着变成了凶悍可怕的中国大妈，才是所有女人的噩梦。 以前有位朋友在结婚前和我探讨如何防备婚后男人变心，她忧心忡忡，担心现在泛滥的婚外情事件降临在自己身上，我问她：“为何变心的不能是你呢？” 她愣住，说我不可能。 不，人人都有变心的可能，变心在一段自由的关系中就像保存不当的食物会溃烂一样难以避免，人人也都有不爱的权利。很多女人之所以觉得自己比男人更忠贞，其实并不是女人就是铁板一块，而是她们最害怕变化，她们把依赖一个男人，等同于爱这个男人。一旦男人不爱了，或者爱上了别人，她们首当其冲的愤怒就是你为何不肯承担我的一生，你怎么可能半路抛下我？ 在中国，很多做了一世夫妻的男女并不是没有变心，更不等于恩爱夫妻，就是凑活着活了一辈子而已。只要男人不离开，日子就可以天长地久的过下去，哪怕是低质量的婚姻，哪怕明知道他心有所属，也比没有婚姻要好。她们甚至连变心的勇气都没有，有些女人自命的贞洁，只是生活的闭锁，她们希望男人也要这样，禁锢，封闭，断绝他一切可能和异性交往的机会，那样就安全了。 因为恐惧，她们才会咬死不离婚。因为觉得离婚已经是地狱，所以她们并不介意将男人也拖到这个地狱中去。抵死纠缠，令两个人都不得善终，人生变成一个大号的烂摊子。 “二奶杀手”的出现，是当现有法律和制度对女人保护不够的情况下，民间正义的出手，但这仍然没有脱离出自古以来原配怒打小三的境界。“二奶杀手”难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因为她们的人生已经提前枯萎，这一场混乱的厮杀在层次上并没有比凤姐逼死尤三姐的手段更高超，依然是女人自认为离开男人就是人生最大失败的男权思维在作祟。 要改变制度，更需要一些懂得自爱、更珍惜自己人生的女性来书写这些制度。比如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辗转德国，一个结婚都是依照父母之命的传统女性，在异国的奋斗中获得了重生，直做到中国银行副总裁，并主持上海各国银行事务。张幼仪将自己的一生分为“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变得一无所惧。是一场婚姻的风雨让她顿悟，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人有义务一辈子都扛着你的人生前进。 她在男人的绝情中强壮，也为后来的女性指明了方向：与其纠缠于不爱自己的人，不如早点前行去寻找隐藏在婚姻阴影之下的自己。 一件事如果让你变得那么丑陋，不要去做，一个人如果让你变得特别不可爱，就离开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