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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有一种女纸，玩约炮的时候喜欢拿女权主义来给自己壮胆。如果你和她讲女孩子还是要小心为妙，她说不准会拿出一套伍德胡迩（维多利亚·伍德胡迩，Victoria Woodhull，历史上第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女政治家，“自由性爱运动”的提倡者，灵修导师）的演讲来灭你：“和谁做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力，一段关系的长短也应随我意，如果我想每天都换一个伴侣，那也是我的自由……’ 伍德胡迩出生的维多利亚的年代，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只能嫁给隔壁村那个驼背的土豪大叔，因为他是小农庄主，且有两头骡子和一旦米，所以伍德胡迩才要反抗，要反抗就要表现激进，所以她才会口出狂言，但是现实生活里，她却是典型的一对一两性关系的实践者，平生只结过两次婚，后来意识到“自由性爱”，至少在那个年代，还是一种乌托邦，她就全身而退了。打着反对婚姻约束，追求男女平权和性自由口号的“自由性爱运动”，从18世纪断断续续地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随着艾滋病的出现和嬉皮士们回归正统家庭生活的浪潮，而慢慢销声匿迹。 今天看来，自由性爱运动和约炮的区别也许在于，前者很清楚男女平权的政治主张，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而后者，仅从字面上看，比如西人管约炮叫做：“casual sex encounter（随意的艳遇）’, ‘no string attached（无牵绊的性关系）’, ‘Friends with benefits（可以上的朋友），“Hookup” （勾搭）’等等，无论怎么看都显得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动作指令，和约炮的”炮’字一样，强悍，生冷，干硬，中性，强调的是游戏的规则本身，缺失的则是女性在此中行为中的角色魅力，以及“自由性爱”里那种曾经豪情万丈的理想主义。 有人虽然要立志做一根无私的黄瓜为女性服务，但是在其撰写的约炮攻略里，却把重点放在怎样才能花最少的钱约到最多的炮，以及怎样才能迅速地金蝉脱壳之上。可见在他们仍无法将约炮对象和他们的（未来）伴侣作为同类物种，在心理上平等对待，虽然这两者都是女性。这些攻略也许还暗示了，在约炮行为中，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打炮的性价比，这和推出各路约炮神器的商家们的考虑是一样的。总之，对大多数人来说，怎样才能用最经济、最快捷、最便利的方法解决空窗期的性饥渴，是约炮的首要目的。而遗传社会学显示，男性显然比女性更容易适应这种经济模式。 英国达拉谟大学教授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在她的一篇研究中指出：“目前，大部分的女性其实还不能像男性那样完美地适应约炮之类的短期性关系。因为对她们来说，寻找长期而稳定的性伴侣，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已经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使命，这使得女性在求欢时，更偏爱质量而非数量。即使她们为了纯粹的生理需要，压抑这种世代相传的使命意识，事后也很容易产生负面和阴霾的情绪。研究指出，这些负面的情绪包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性满足感，觉得自己被当成性工具利用，担心自己的名声被损害等等。最为普遍的负面情绪是，很多女性表明虽然并不在意和对方相处的时间之短暂，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欣赏和尊重，却让她们倍感受挫。 可见，女纸们再激进，却也不得不承认，她们仍得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玩约炮。女神和黑木耳们晚上在约炮的路上前仆后继，白天却摇身一变成了跪求领养的白富美和绿茶婊，就是这个社会所呈现一个典型的分裂现象。 此外，研究表明，女性约炮后感到伤心，还和她们无法正确地了解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需要有关。性学家尼基·歌德坦斯（Nikki Goldstein）说道，女性万一在约炮关系中越界，比如发现自己“爱上”那个人，游戏就会变得不再好玩。尼基认为，女性在约炮之前，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因为女性在约炮中产生的荷尔蒙和在恋爱关系中产生的荷尔蒙是一样的，因此必然或多或少地，会将某种制造荷尔蒙的情愫带入进去。尼基的研究暗示，那些习惯了先收几封情书，再看几场恐怖电影，且硬要到海边吹灯拔蜡看日出的女纸们，即使有强烈的身体需要，也应顾忌自己的心理需要为先。 在斯坦福大学的最近的一次公开课上，保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教授以《阐释约炮》为题，针对那些在大学里开展的约炮关系，讲述了她的看法。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完整的讲座视频。保拉教授提供了几项调查数据，读起来颇耐人寻味：“在第一次约炮中，只有11%的女性，和31%的男性感受到性高潮。在第四次约炮中（如果约炮对象还是同一人的话），这个数字上升为，有33%的女性和64%的男性感受到性高潮。而在稳定的，以爱情为基础的日常性关系中，则有85%的男性和68%的女性，感受到性高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