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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有读者在后台留言给我，幸知老师，我看了你这个公众号的文章，我不快乐。我一旦一周不看，我就会好些。 为什么？其实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并且，即使她那么不快乐，她还是保留了这个微信公众号。并且一周看一次。 很多公众号在告诉女性们，只要你嫁个好男人，我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技巧去拴住他们，我告诉你怎么变美怎么励志。十个步骤，你就可以进阶完美女神啦……等等。 鸡汤和谎言充斥的时代，我希望我们公众号恰如玫瑰的利刺，告诉你生活其实时刻面临当头一棒，唯有常常点醒自己，才能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活得丰润明白。 只有痛苦，让自己生活得不那么舒服，才会得到成长。这个时代，我们首先是一个进步的人，其次，才能成为一个有光芒的女人。——幸知 作者：北山南人 来源：新浪微博@北山南人 文章已获作者授权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这里的娜拉指的不是韩国女艺人张娜拉，而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里的主人公。在人们连《红楼梦》都读不进去的今天，我简单概括下《玩偶之家》的内容。 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林丹太太的“娜拉，你心肠真好，这么热心帮忙！像你这么个没经历过什么艰苦的人真是尤其难得”、“你只懂得做点轻巧活计一类的事情。你还是个小孩子”使得娜拉非常不服气，激起了她向林丹太太倾诉的欲望，于是，她把瞒着丈夫借钱、还债的秘密告诉了林丹太太。原来在几年前，娜拉的丈夫海尔茂为了赚钱养家，拼命地工作，结果害了一场大病。海尔茂需要休养，但是家里拿不出休假的钱来。为了给海尔茂治病，娜拉瞒着海尔茂借了一大笔钱。刚好那时候娜拉的父亲病重，娜拉就骗自己的丈夫说，钱是自己的父亲给的。实际上，在娜拉的借据上，娜拉的父亲是保人，而父亲的签名是娜拉伪造的。 这个秘密被娜拉藏了起来，海尔茂什么都不知道，他一直以为钱是娜拉的父亲给的。他也不知道娜拉为了还债，几年来，一直买最便宜的衣服，把省下的钱用来还债。而且，还偷偷找了份抄写的工作，每天忙到深夜。 娜拉请求快要升为银行经理的丈夫为林丹太太找份工作，于是，海尔茂准备解雇银行里的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把空出来的位子给林丹太太。但是，柯洛克斯泰刚好就是几年前借给娜拉钱的债主。而且，他识破了保人的签名是娜拉伪造的秘密。于是，柯洛克斯泰就拿着这个秘密要挟娜拉，要求不能解雇自己。否则，就把娜拉伪造签名的事情捅出去，让海尔茂名声扫地，升不了职。 海尔茂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大骂娜拉是“坏东西”、“下贱女人”、“罪犯”，骂娜拉跟她的父亲是一个坏德性，骂娜拉“把我一生的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 但是，很快柯洛克斯泰又送来另一份信。原来柯洛克斯泰在林丹太太的感化下，认识到自己的卑鄙，于是写信向娜拉道歉，并发誓绝对不会再要挟海尔茂。 看到柯洛克斯泰的信，娜拉的丈夫海尔茂把心放进了肚子里，又开始像从前一样，用“我的小鸟儿”、“我的小松鼠”称呼娜拉。但经过这件事情，娜拉已经看清了自己丈夫的嘴脸。原来在丈夫的心中，自己不过是一件供他消遣的玩物而已，他并不爱自己，他爱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于是，娜拉决定离开自己的丈夫，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易卜生的戏剧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扮演娜拉的戏剧演员演到这里，直接到后台，卸妆，完了回家吃饭。是的，文艺作品到此结束。 可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却不像文艺作品一样到此结束，现实生活会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娜拉离家出走以后怎么办呢？娜拉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她是自由的了。但中国有句俗话说：“一天不死要吃，两天不死要穿。” 自由了的娜拉，如果腰包里没有钱的话，那么，她的自由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要么饿死在街头，要么回家继续做丈夫的金丝鸟，要么卖身做妓女。 所以，鲁迅在演讲中锐利地指出了钱的重要性。鲁迅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玩偶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在鲁迅看来，女性的经济权要比参政权更加重要。虽然鲁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不得不说，在对“男性在婚姻上的统治是经济统治的简单后果”的认识上，鲁迅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一个社会里，如果女性无法拥有和男性一样平等、独立的经济权，那么，即便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也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阿富汗的女性也是投票权的，但阿富汗的女性并没有和男性平等、独立的经济权，作为经济上的附庸，阿富汗女性的选票自然只能跟着男性走。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饭碗通常要比投票重要。 我现在可以说，鲁迅先生1923年提出的女性经济权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解决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是“剩女”。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剩女”这个社会现象，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那就是这些女性之所以不嫁人，都是建立在她们独立的经济基础上的。在经济上独立的她们，自己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完全不需要为了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委屈自己。她们可以选择结婚，也可以选择不结婚；她们可以选择生孩子，也可以选择不生孩子。由着自己的意愿来，完全不用陪着小心，看父亲或丈夫的脸色。她们是自由的。 我们可以说，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女性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的口清晰地说出来这一点——娜拉说：“我受够了委屈，先在我父亲的手里，后来又在你手里。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我在家跟父亲过日子的时候，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我就跟着他的意见走，要是我的意见跟他不一样，我也不让他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了会不高兴。他叫我‘泥娃娃孩子’，把我当作一件玩意儿，就像我小时候玩我的泥娃娃一样。后来我嫁给了你，跟你在一块儿，事情都由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也许有时候真，有时候假。现在我回头想一想，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像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一日，吃一日。我靠着给你耍把戏过日子。可是你喜欢我这么做。你和我父亲把我害苦了。我现在这么没出息都要怪你们。过去我以为快活，其实不快活。” 有没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熟悉感？ 有没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熟悉感？ 1949年后，随着共产党建立政权，族权、父权、夫权这些东西是被打碎的。在新中国里，男女平等是写进了宪法的；在新中国里，流行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 宗祠建了起来，族谱修了起来，贤妻良母的牌坊立了起来，下一步要干什么呢？要把中国的女性锁进家庭的笼子里吗？这让我很是疑惑。 今天看到@张小蟋蟀 发的关于北京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宣传画，非常愤怒。倒行逆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忍无可忍。 女性到婚姻登记处，自然是为了做妻子的。如果结婚以后要孩子，那自然是要做母亲的。妻子、母亲是女性的自然角色。但我不知道的是，在新中国，什么时候“做一个好主妇、好母亲居然是女人最大的本事”？做一个好主妇、好母亲当然是本事，但做一个女科学家、女医生、女工人、女战士、女政治家难道就不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本事？ 如果说强调女性自然角色的“做一个好主妇、好母亲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本事”还不是对女性的歧视，不是对女性经济平等权的侵犯的话，那“为什么非要削尖了脑袋、累吐了血跟男人争资源、抢地盘呀”的问句，就是毫不掩饰赤裸裸地对女性的歧视和对女性经济平等权的侵犯了。资源和地盘本来就是男女共同享有的，女性可以因为自身的生理原因自愿退出某些领域，但享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本就是天经地义的，本就是宪法赋予和保障的，什么叫“争”？！什么叫“抢”？！ 《玩偶之家》中，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在阻拦娜拉离家出走时说：“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 看看，北京西城区民政局的这份宣传画的口吻和海尔茂是一模一样的。 娜拉是这样回答的：“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在北京西城区民政局的眼中，在所有举着国学、传统文化等等旗子的人的眼中，女人不是人。在那些僵尸的眼中，在家的时候，女人是父亲的女儿；嫁人了，是丈夫的妻子；有了孩子，女人是孩子的母亲。 我是男性，但我同时还是母亲的儿子、妹妹的兄长、妻子的丈夫、女儿的父亲，为了我的母亲，为了我的妹妹，为了我的妻子，为了我的女儿，我想对北京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说：“你放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