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有读者在后台留言给我,幸知老师,我看了你这个公众号的文章,我不快乐。我一旦一周不看,我就会好些。 为什么?其实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并且,即使她那么不快乐,她还是保留了这个微信公众号。并且一周看一次。 很多公众号在告诉女性们,只要你嫁个好男人,我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技巧去拴住他们,我告诉你怎么变美怎么励志。十个步骤,你就可以进阶完美女神啦……等等。 鸡汤和谎言充斥的时代,我希望我们公众号恰如玫瑰的利刺,告诉你生活其实时刻面临当头一棒,唯有常常点醒自己,才能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活得丰润明白。 只有痛苦,让自己生活得不那么舒服,才会得到成长。这个时代,我们首先是一个进步的人,其次,才能成为一个有光芒的女人。——幸知 作者:北山南人 来源:新浪微博@北山南人 文章已获作者授权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这里的娜拉指的不是韩国女艺人张娜拉,而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里的主人公。在人们连《红楼梦》都读不进去的今天,我简单概括下《玩偶之家》的内容。 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林丹太太的“娜拉,你心肠真好,这么热心帮忙!像你这么个没经历过什么艰苦的人真是尤其难得”、“你只懂得做点轻巧活计一类的事情。你还是个小孩子”使得娜拉非常不服气,激起了她向林丹太太倾诉的欲望,于是,她把瞒着丈夫借钱、还债的秘密告诉了林丹太太。原来在几年前,娜拉的丈夫海尔茂为了赚钱养家,拼命地工作,结果害了一场大病。海尔茂需要休养,但是家里拿不出休假的钱来。为了给海尔茂治病,娜拉瞒着海尔茂借了一大笔钱。刚好那时候娜拉的父亲病重,娜拉就骗自己的丈夫说,钱是自己的父亲给的。实际上,在娜拉的借据上,娜拉的父亲是保人,而父亲的签名是娜拉伪造的。 这个秘密被娜拉藏了起来,海尔茂什么都不知道,他一直以为钱是娜拉的父亲给的。他也不知道娜拉为了还债,几年来,一直买最便宜的衣服,把省下的钱用来还债。而且,还偷偷找了份抄写的工作,每天忙到深夜。 娜拉请求快要升为银行经理的丈夫为林丹太太找份工作,于是,海尔茂准备解雇银行里的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把空出来的位子给林丹太太。但是,柯洛克斯泰刚好就是几年前借给娜拉钱的债主。而且,他识破了保人的签名是娜拉伪造的秘密。于是,柯洛克斯泰就拿着这个秘密要挟娜拉,要求不能解雇自己。否则,就把娜拉伪造签名的事情捅出去,让海尔茂名声扫地,升不了职。 海尔茂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大骂娜拉是“坏东西”、“下贱女人”、“罪犯”,骂娜拉跟她的父亲是一个坏德性,骂娜拉“把我一生的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 但是,很快柯洛克斯泰又送来另一份信。原来柯洛克斯泰在林丹太太的感化下,认识到自己的卑鄙,于是写信向娜拉道歉,并发誓绝对不会再要挟海尔茂。 看到柯洛克斯泰的信,娜拉的丈夫海尔茂把心放进了肚子里,又开始像从前一样,用“我的小鸟儿”、“我的小松鼠”称呼娜拉。但经过这件事情,娜拉已经看清了自己丈夫的嘴脸。原来在丈夫的心中,自己不过是一件供他消遣的玩物而已,他并不爱自己,他爱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于是,娜拉决定离开自己的丈夫,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易卜生的戏剧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扮演娜拉的戏剧演员演到这里,直接到后台,卸妆,完了回家吃饭。是的,文艺作品到此结束。 可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却不像文艺作品一样到此结束,现实生活会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娜拉离家出走以后怎么办呢?娜拉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她是自由的了。但中国有句俗话说:“一天不死要吃,两天不死要穿。” 自由了的娜拉,如果腰包里没有钱的话,那么,她的自由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要么饿死在街头,要么回家继续做丈夫的金丝鸟,要么卖身做妓女。 所以,鲁迅在演讲中锐利地指出了钱的重要性。鲁迅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玩偶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在鲁迅看来,女性的经济权要比参政权更加重要。虽然鲁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不得不说,在对“男性在婚姻上的统治是经济统治的简单后果”的认识上,鲁迅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一个社会里,如果女性无法拥有和男性一样平等、独立的经济权,那么,即便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也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阿富汗的女性也是投票权的,但阿富汗的女性并没有和男性平等、独立的经济权,作为经济上的附庸,阿富汗女性的选票自然只能跟着男性走。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饭碗通常要比投票重要。 我现在可以说,鲁迅先生1923年提出的女性经济权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解决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是“剩女”。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剩女”这个社会现象,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那就是这些女性之所以不嫁人,都是建立在她们独立的经济基础上的。在经济上独立的她们,自己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完全不需要为了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委屈自己。她们可以选择结婚,也可以选择不结婚;她们可以选择生孩子,也可以选择不生孩子。由着自己的意愿来,完全不用陪着小心,看父亲或丈夫的脸色。她们是自由的。 我们可以说,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女性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的口清晰地说出来这一点——娜拉说:“我受够了委屈,先在我父亲的手里,后来又在你手里。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我在家跟父亲过日子的时候,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我就跟着他的意见走,要是我的意见跟他不一样,我也不让他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了会不高兴。他叫我‘泥娃娃孩子’,把我当作一件玩意儿,就像我小时候玩我的泥娃娃一样。后来我嫁给了你,跟你在一块儿,事情都由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也许有时候真,有时候假。现在我回头想一想,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像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一日,吃一日。我靠着给你耍把戏过日子。可是你喜欢我这么做。你和我父亲把我害苦了。我现在这么没出息都要怪你们。过去我以为快活,其实不快活。” 有没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熟悉感? 有没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熟悉感? 1949年后,随着共产党建立政权,族权、父权、夫权这些东西是被打碎的。在新中国里,男女平等是写进了宪法的;在新中国里,流行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 宗祠建了起来,族谱修了起来,贤妻良母的牌坊立了起来,下一步要干什么呢?要把中国的女性锁进家庭的笼子里吗?这让我很是疑惑。 今天看到@张小蟋蟀 发的关于北京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宣传画,非常愤怒。倒行逆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忍无可忍。 女性到婚姻登记处,自然是为了做妻子的。如果结婚以后要孩子,那自然是要做母亲的。妻子、母亲是女性的自然角色。但我不知道的是,在新中国,什么时候“做一个好主妇、好母亲居然是女人最大的本事”?做一个好主妇、好母亲当然是本事,但做一个女科学家、女医生、女工人、女战士、女政治家难道就不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本事? 如果说强调女性自然角色的“做一个好主妇、好母亲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本事”还不是对女性的歧视,不是对女性经济平等权的侵犯的话,那“为什么非要削尖了脑袋、累吐了血跟男人争资源、抢地盘呀”的问句,就是毫不掩饰赤裸裸地对女性的歧视和对女性经济平等权的侵犯了。资源和地盘本来就是男女共同享有的,女性可以因为自身的生理原因自愿退出某些领域,但享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本就是天经地义的,本就是宪法赋予和保障的,什么叫“争”?!什么叫“抢”?! 《玩偶之家》中,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在阻拦娜拉离家出走时说:“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 看看,北京西城区民政局的这份宣传画的口吻和海尔茂是一模一样的。 娜拉是这样回答的:“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在北京西城区民政局的眼中,在所有举着国学、传统文化等等旗子的人的眼中,女人不是人。在那些僵尸的眼中,在家的时候,女人是父亲的女儿;嫁人了,是丈夫的妻子;有了孩子,女人是孩子的母亲。 我是男性,但我同时还是母亲的儿子、妹妹的兄长、妻子的丈夫、女儿的父亲,为了我的母亲,为了我的妹妹,为了我的妻子,为了我的女儿,我想对北京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说:“你放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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