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中的“公地悲剧”

在成为洛杉矶市政厅的一名官员之后，我很快就被流过它大理石走廊的金钱和权力的数量级给惊呆了。这个城市每年需要100亿美金来保证整个城市和与它连接的机场和港口的运作。我们当时还计划扩建LAX机场，那又是另外的110亿美金。我们那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供水、供电系统需要不停地修缮；我们的市内铁路系统也总是需要新的隧道、新的车厢；市长和五万名政府公务员需要气派体面、标新立异的办公大楼；不要忘了，我们还有数百亿的养老基金需要进行投资、无数市政相关的责任需要授权。有这么多钱要花，于是引来了无数的建筑公司、投资银行，以及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公司，它们垂涎于市政合同，也愿意给那些把钱花在它们身上的市政府官员们一些回扣。

给回扣可用不着拿信封装上现金递来递去，那既不体面，也会让每个人坐牢；回扣的形式是竞选期间的合法捐赠，或者给政府官员的配偶或子女安排的工作或实习机会，或者是在政府官员卸任后聘请他们做个顾问什么的。

很多官员离开公职后，去做了"说客”，即通过内部渠道帮一些公司拿到政府合同，而他们自己也获利颇丰。在美国政界，我们甚至为这种从政府内部官员到说客角色的转变取了个专门的名字——"旋转门"（the revolving door)。

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你是美国某个大城市的一名高官，个人的财路俯拾皆是。

这也给了政府高官们思考生命意义的契机。在金钱与权力的洪流中工作，你无时无刻不在面对道德灰区。通过每天你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决定，你在定义着自己，也定义着你理想的、值得生活其间的世界。

这种形式也造就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公地悲剧'如果一个镇子里住的全是农民，市镇公地上又长满了草，那么每个农民都会欣然将他们的牛赶到公地上而不是在他们自己的草地上放养；即便是公地草场由于过度放牧而衰败了他们也不管——因为反正每个农民都从公地草场获利，那么对公地的破坏就由大家均摊了。

这可类比美国政界里金钱的腐蚀作用。老百姓努力劳作，向政府纳税；这个政府本该为老百姓服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官员开始拿后脑勺对着老百姓，转而为自己和能让自己捞钱的公司服务去了。腐败可谓是系统性的。

这样的境况足以让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感到愤怒、无助和绝望。我有时的确会问自己：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吗？如果改变不了，还费那个劲干什么呢？

坦率地讲，"公地悲剧"的确让我迷茫。当别人都忙着腐败，我为什么要洁身自好？我怎么就不能利用这一机会让自己也悄悄发点儿财呢？如果我不去公地上放我的牛，那我是不是成了傻子？更何况，由商从政，我的收入可是减少了的；凭什么我为人民服务，反倒要在经济上受损失呢？我怎么就不能替我的父母、我未来的老公和可能有的孩子们考虑考虑呢？（公关锦囊：如果一个人犯了错，打出一个"为了家庭"的旗号总是不错的。）

这就是我在进入市政厅后，看到人民公仆所面临的诱惑扑面而来，脑子里的不是滋味。

做副市长的时候，我负责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于是上任伊始，我就召集了一项关于本市成年人教育水平的调查。这个调查史无前例，而我们的发现连研究的牵头专家都感到震惊。尚在劳动年龄的成年人中，有53%的人甚至不具备用英文看路标和公共汽车时刻表，以及填写工作申请表格的能力；这个比例要高于美国任何其他大城市。我猜这比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也要高。

虽然洛杉矶以世界上最迷人的都市著称，但实际情况是，如果你根据财富的多少画一个城市居民结构图，你会发现明显的财富一边倒。我们这里"光鲜人群”的数量远不及来自中美和南亚为逃避贫穷和匮乏而移民来此的人。移民们做的是园艺工、洗碗工和建筑工。在这一点上，洛杉机跟纽约可不一样。移民到纽约的人大多是坐飞机去的，而移民到洛杉机的人大多是走着来的。我们的移民不光穷得多，而且走投无路。许多人不具备识字能力一不管是英语还是他们的母语。

文化水平偏低为这些市民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连锁反应。不难想象，文化水平低的人收入也低，因为好工作要求的文化水平也高。这些人连上街都成问题，而且他们的健康状况普遍糟糕。

这让他们在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上都备受挑战。而我发现，文化水平的低下也同样给他们的精神和感情生活造成了痛苦。

他们的经历让我回忆起自己在美国的童年，那时我也觉得自己没有母语。我从课本上学习英文，但学的却是一些事实和数字；在家里我们说中文，所以我还知道些食物啊、家居物件之类的中文词儿；可是我们极少谈论感情，于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用中文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是个既不讲中文也不讲英文的女孩儿。我堆积在心底的那些感受，无论是我的汉语还是我的英语都不足以表达。我说不出这让我感觉多么痛苦和挫败。每一年，我的灵魂都变得更狂野、炽烈，也越发痛苦：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沟通，甚至连跟自己沟通都无能为力。

于是我开始大量阅读，通过读别人的故事来学习。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英文书籍，通过伟大的作家和他们想象出来的人物，进入丰富的感情世界。正是通过他们的文字，我获取了自我表达的语言。后来我去了杜克大学，在那里我受到充分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我贪婪地汲取着各种学科的知识，从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到各种文化和时代背景的文学。杜克之后，我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到了商科和城市规划的广博知识。

我得到的教育教会了我思考。如果不是学会了思考，我就无法取得后来取得的一切成就。而学会思考的前提，是我先学会了用于思考的语言。

所以，当城市的文化水平问题如此触目惊心地摆在我面前，我不由得为我的邻舍们基本的人性因低文化水平饱受摧残而动容。我无法想象，我连一本好书都读不了会怎样；我无法想象，自己路过一个新闻告示，对印在上面的文字充满恐惧；我无法想象，当我的孩子的识字能力超过我时该有多尴尬；我更无法想象，我连自己孩子的功课都辅导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热衷于教育事业的原因。帮助人们获得读写能力，不光意味着帮助他们获得经济和物质方面的保证，更是给了他们一把打开自己人性枷锁的钥匙。我创立的提高读写能力和上大学的课程计划后来得以在全加州复制，并造福了超过十万个家庭。

而每一次我为这个世界做了一些事情，我得到的都远远超出我付出的。

收藏，很有道理的一篇文章

说得不错哦

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