岚元 发表于 2019-1-9 15:02:24

我也离婚了


2018年1月5日,我和杨立柏办理了离婚手续。

原因很简单,他出轨。对此,他直言不讳地承认。

“我和她认识六年,她给我温暖,而你不能。”他说。

我感到失败,同时意识到自己多么迟钝。

十七年的风雨相伴,换来的是一番残酷指责。

想到近些年他动辄表现出的不满和挑剔,我越发感到自己愚不可救。

那都是心有旁骛的证明啊。

还有在床上,通常是他意犹未尽,我已想睡了。为此,他常中途罢战,神情索然无味。

此刻想到那个女人,我心如刀割:他们鱼水交欢时,定然无比和谐,频入佳境吧。

我提出离婚,杨立柏十分干脆地表示同意。

“行。咱也没孩子,家产我不要,都给你。”他慷慨地说。

“谢谢。”我说。

他无所谓地挥挥手。

其实全部家产只是一套百平米的住宅,还有不到十万的银行存款。

积蓄少和没孩子有关,赚点钱就花了,尤其杨立柏,没到手的钱是命,到了手就变成烫手的山芋。

他动辄邀朋引伴,请这个吃饭,请那个按脚,出手大方得惊人。他的商务车后备箱里常年备着茅台和软中华。当然,小三的花销也不可能少。

这些年,杨立柏的交际圈子不断扩大,年收入从十年前的四五万到去年跃至百万,除掉税和各项成本支出,剩下约有五六十万,落入银行户头的却没几个子儿。

五六十万的年收入在北上广深可能算不得有钱人,但在我们这个三线城市,足以让一个自小穷惯了的男人膨胀。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杨立柏也不例外。

他动辄嫌弃我这个那个,眼神里满是挑剔:穿着老气啦,笑容僵化啦,言语不得体啦等等,诸如此类。

如果说十七年前的穷小子杨立柏是一碗廉价的街头拉面,如今则摇身一变,成了以假乱真的波尔多红酒。

同为律师的我,却从当年的白玫瑰变成了蚊子血,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我干的都是杨立柏的辅助工作,写文书,调查取证,独立案源一个没有。

我感觉到,我们的婚姻之所以维系,完全出于杨立柏对我的怜悯之心。就像网上流传的一句话:我没扔了你,已是最大的恩赐。

当年可不是这样,杨立柏是下跪求婚的,手里的结婚戒指是在市场上花十块钱买的假钻戒,骗骗亲友的眼睛。

那时我认为自己嫁给了爱情,而今才知道,想得越美往往长得越丑,爱情同样如此。

当天下午,我们去了民政局。

途中,他一边开车,一边给小三打电话,说他离婚了,正在办手续的路上。

小三大概是说“离啥婚啊,对付过呗”之类的话,杨立柏说,离!她提出离就离呗。

这一幕让我惊讶。

杨立柏的电话显然在暗示对方,自己这边障碍已经解除,可随时与她结婚。

那女人的反应却说明,她还没有与杨立柏结婚的想法。

如此看来,尽管鱼水之欢五六年,两人却都是抱着玩玩儿的想法,杨立柏半真半假,小三儿走马观花,死心眼儿的是我。

办完手续,我们分道扬镳。

杨立柏开着崭新的商务车绝尘而去,抛下我在冬日寒冷的空气中,呆呆地望着街头穿梭的车流。

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离婚啊,出轨啊,屡见不鲜。

因生活习惯不同离婚,性格不合离婚,出轨离婚,婆媳矛盾离婚,有人甚至因挤牙膏的长短和方式不同而坚决离婚。

在律师事务所,我每天都能接待几位前来咨询离婚的人士,以女性居多。

问及原因,十个有八个是对方出轨。

这种事听得多了难免麻木。

所以,杨立柏出轨并没让我太意外。

我伤心的是这十七年岁月,它可用几个数字概括。

七次搬家。

刚结婚时,我们租住在简陋的一居室里。那时杨立柏在一家私企打工,拿着为数不多的工资,我是个小小的律师助理。

为了找便宜点的房子,五年中,我和杨立柏搬过四次家,直到第六年攒够首付,按揭了一套47平米小屋,第八年换成90平米两居室,然后是现在的三居室。

去中介找房子和装修都被我一手包揽。

我和装修工谈价钱,买材料,讨价还价,晚上回家想着给杨立柏做点好吃的,补充营养。

而今回想,我痛恨自己当年那么贱。男人不能供着,得用。他家里家外忙得团团转,才不至于余下精力干别的。所以事到如今,我也算咎由自取。

五次大型手术住院。

婚后第一年,杨立柏的父亲脑出血入院,开颅手术费用惊人。他母亲身无分文地将丈夫送来,就放手不管了。

那时我们也没钱,只能借。好歹钱花了,人也救过来了,接下来就是还钱,当然是由我们来还。

此后若干年,他父亲陆续患过脑血栓、胆囊摘除,他母亲患过腔梗、脑动脉瘤,小毛病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命运之神要是看不上谁,肯定变着法儿地把一系列灾难抛给他,杨立柏家就是。

往往是刚还清前一笔债,后一笔接踵而至。

有段时间,我最怕他家来电话,来了就一个字:钱。

大小手术要钱,生活要钱,家中陈年债务的清偿也要钱。

他父亲的解释是四个字:父债子偿。

我不否认很多农村父母明事理,懂得给儿女减轻负担,尽量自立,但说实话,在杨立柏父母身上,我看不到这点。

他们像两座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杨立柏身上,丝毫不顾他尚未站稳脚跟儿的事实。

为此,杨立柏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钱。为了赚钱,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司法考试,周末骑着自行车挨家便利店推销小食品。

那时我真挺心疼杨立柏的。摊上这样的家庭,估计没几个人受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三次怀孕,都没要。

第一次发生在他父亲脑出血手术住院期间。刚结婚就面临巨大家庭变故和巨额债务,我和杨立柏都认为这个小生命来得不是时候。他征求我意见时,我看懂了他的眼神,说等条件好点再要吧。

第二次怀孕时,我们刚按揭了一套47平米的一居室,装修完,银行存款趋近于零。

想着窘迫的家境,我犹豫了,最终决定不要。

第三次怀孕时,杨立柏刚通过司法考试,我们也换了两居室的房子。

按理说,这个孩子来的正是时候,杨立柏却说,这些年他父母给他带来的经济和精神双重压力,让他对身为父母须承担的责任产生了畏惧。人生本就艰难,何必增加负累。

我想想也是,便同意了。对我来说,有没有孩子不重要,只要有杨立柏,我就知足了。

如今我才知道,那时,杨立柏刚刚认识小三,注意力已经偏移。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数字:0.5次失业。

杨立柏的律师做得顺风顺水后,我渐渐成了他的助手。

我的生活和工作重心都放在杨立柏身上,忍受他的挑剔和责难,给自己的解释是:中年夫妻,大抵如此。

小三的事,杨立柏做得滴水不漏,我也没有私下查他手机的习惯。

直到那天他下班回家,手机放在玄关柜上,他去卫生间冲澡。我听到吱吱的震动声,过去一看,是一则短信:

哥,你刚走,我就想你了。

再往前翻,同一个号码发出的暧昧短信不计其数,他的回复亲昵肉麻,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其中一条内容证明,一个月前杨立柏的一次南方出差,是带着小三一起去的。

他们在三亚玩了七天,期间杨立柏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深圳律师事务所进行考察。

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生活就是逆水行舟,不但不能放下手中的桨,而且要时时注意前方的状况,这方面,我太过依赖,太过迟钝。

就这样,十七年婚姻生活的摸爬滚打,优秀的女人将身边的男人培养成一棵参天大树,我却培养出了一个渣男。

我将房子委托给中介出售,自己租了一套小公寓。中介说眼下房地产市场低迷,让我做好长期战的心理准备。

我的房东是个中年女人,脸颊红润,神情透着男人般的刚毅。

她话不多,言辞简练,给我的印象是她一定经历过不寻常的事。

我告诉她我不要上个租户留下来的锅碗瓢盆,她二话不说,立即收拾。

她将杂物装进七八个塑料袋,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根绳子将袋子串起挂在肩上,奋力站起身,迈着大步下楼,沉稳的架势让我想起泰山挑夫。

我以为自己当年一手包揽家里全部杂事,已经够强大了,房东女人给我的感觉是,我那些经历不过是根轻飘飘的羽毛。

我打扫卫生,开窗换空气,换上干净床品,然后去超市买日杂用品。
当一切焕然一新,我感到新生活正在向我招手。

年近五十又能怎样?

按照平均寿命七十岁计算,我还有二十多年的奋斗期哩。

二十年可以做多少事?

玛格丽特米歇尔用十年时间写成《飘》,村上春树上升为文坛巨擎,普鲁斯特完成巨著《追忆似水年华》,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我就不能通过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么?

抱着这个信念,我换了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姓黄,五十出头,人看上去不错。

谈及简历,我说已经多年没独立办案,缺少案源,只能从工薪律师做起,他理解地点点头。

所里的工薪律师除了我,再就是几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

起初我感到尴尬,很快就适应了。

工薪律师和实习律师地位差不多,收入不多,却忙得团团转。

一次吃饭时,老黄对那几个年轻人说,律师这个行业吃上饭容易,做好很难,需要拿起来的东西和放下的一样多,比如脸皮,有时候它象征着尊严,有时候它连鞋垫都算不上。

年轻人频频点头。

我明白老黄这话是对我说的,也是善意的。

我还想起在哪里看过一句话:伤心不算什么,来世上一遭,保留一颗完整的心有什么用呢?

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做点吃的,练一个小时瑜伽,写一篇日记,看两个小时书,我感到日子比从前充实。

我不必再看谁的脸色,不必担心夜半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睡得十分踏实。

我时常想起杨立柏,发会儿呆,心中五味杂陈。

也许他和那个女人会结婚,也许不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在一起。

夜里她躺在他身边。他不必再费心编织谎言,不再感到生活索然无味。

尽管我有意避免,可我知道这个城市不大,法院六家,律师千人,迟早我会遇见杨立柏。

入秋时,这一天终于来了。

案子是老黄的,酒醉驾车,血液酒精含量200毫升。

委托人姓单,是个看着十分阳光的年轻人。

他要求缓刑,愿缴纳双倍罚金。老黄将事情沟通好后,开庭让我独自去了。

事情出在罚金上。

我叮嘱小单好几遍,让他务必带着罚金来,结果他一拍脑袋说忘了。

开庭时间不能延后。按照惯例,如果当庭交不上罚金,小单会被送至看守所扣押,等候判决。

双倍罚金是八万。小单和我商量,能不能先替他垫上这笔钱,三天内他保证还我。

我犹豫着。

交完一年房租,我银行账户还剩八万多,卡就在身上。

我对小单不了解,无从判断他承诺的可信度,我想到的是老黄对我的信任。

这个案子是老黄提前安排好的,刑期都定下来了,如果就差罚金没交,小单被临时关押,老黄会怎么看我。

我决定给老黄打个电话,谁知他关机了。我这才想起今天上午他在另一个法院开庭。

“姐,”小单诚恳地说,“你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判决还没下呢,万一有变故我找谁去。”

想到判决,我心里有了底。

不错,判决前,我自有办法催小单还钱。

离开法院时,我叮嘱小单钱的事,千万别忘了。

“那当然,”他慢吞吞地说,“要是联系不上我,就找xx。”

我的心瞬间下沉,知道一切都泡汤了。

XX是政法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老黄最近有事正求他帮忙。显然,小单的案子是XX和老黄的交换。这意味着那笔罚金即便老黄知道内情,也无法开口。

我盯着小单。他是那样阳光,举止透着股大大咧咧的帅气劲儿,像我弟弟,此刻却令人感到恶心。

想到趋近于零的银行存款,我顿感呼吸艰难。

这时,我看见杨立柏。他站在我身后不远处的台阶上,表情说明他听到了一切。

我脸颊发热,迅速步下台阶,杨立柏追了上来。

“被耍了?”他瞧着我,戏谑地问。

我没吭声。

“就当教训吧,钱越多,教训越深刻。”他说。

“不用你教我。”我剜了他一眼。

他好脾气地点点头。

这让我心酸。

这些年,我习惯了他对我的不耐烦,而今离婚了,他的态度360度大转弯。这是离婚的代价?

接下来的三天,小单音讯全无。

就在我迟疑着要不要向老黄和盘托出之际,我接到法官电话,让我去法院一趟。

一个小时后,我拿着装有八万元钱的档案袋走出法院大门。

是杨立柏的功劳。他和那个法官熟,找他说明了情况。小单接到法官电话,立即将钱送到法院,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了。

我给杨立柏打电话,表示感谢。

“何必客气,”他说,“咱俩,谁跟谁呢。”

他语气暧昧,我没说什么。

“一起吃个饭吧,”他继续说,“多年夫妻,何必那么绝情。”

我迟疑片刻,答应了。

我的猜测不错。房东和我同龄,十年前因丈夫出轨离婚,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生活。

她捡过垃圾,送过外卖,当过清洁工,如今经营一家快餐店,名下拥有三套房产。

她大儿子在读大学,小儿子在私立学校,她自己一边经营快餐店,一边读电大。

更让人欣慰的是,她遇到了一个真正心疼她的男人,每天下了班就去店里帮她,一应重活累活全不许她插手。

这些是微信聊天时她告诉我的。

“我现在才知道,”她说,“其实生活从不亏待谁。你阳光,它就灿烂;你阴霾,它就下雨。”

在杨立柏身上,我看到的是后者。

那天吃饭,他看起来十分落寞。

他坦言,和小三在一起时曾引发他激情四射的东西,那些所谓的温暖,而今忽然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眼下,小三逼他结婚,他却渴望逃离。

“我们复婚吧。”杨立柏诚恳地说,“我和她断干净。”

我摇摇头。

他盯着我,“你真绝情。”

我笑笑,没说什么。

“可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总得回报我一下。”

他玩味地瞧着我,手指在桌面轻轻叩击,仿佛在估量眼前商品的实际价值。

“我不欠你任何东西,”我冷静地说,“如果说欠,我欠的是自己,余生我打算补偿回来。”

说罢,我站起身,准备离开。

“余生你不会获得什么的!”他气急败坏地喊。

我挺起胸,淡然笑笑。

这个结果是可能的。不过谁知道余生多长呢?正因为不知道,所以珍贵。

而且我明白了一件事:远离渣男,任何时候都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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