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5日，我和杨立柏办理了离婚手续。

原因很简单，他出轨。对此，他直言不讳地承认。

“我和她认识六年，她给我温暖，而你不能。”他说。

我感到失败，同时意识到自己多么迟钝。

十七年的风雨相伴，换来的是一番残酷指责。

想到近些年他动辄表现出的不满和挑剔，我越发感到自己愚不可救。

那都是心有旁骛的证明啊。

还有在床上，通常是他意犹未尽，我已想睡了。为此，他常中途罢战，神情索然无味。

此刻想到那个女人，我心如刀割：他们鱼水交欢时，定然无比和谐，频入佳境吧。

我提出离婚，杨立柏十分干脆地表示同意。

“行。咱也没孩子，家产我不要，都给你。”他慷慨地说。

“谢谢。”我说。

他无所谓地挥挥手。

其实全部家产只是一套百平米的住宅，还有不到十万的银行存款。

积蓄少和没孩子有关，赚点钱就花了，尤其杨立柏，没到手的钱是命，到了手就变成烫手的山芋。

他动辄邀朋引伴，请这个吃饭，请那个按脚，出手大方得惊人。他的商务车后备箱里常年备着茅台和软中华。当然，小三的花销也不可能少。

这些年，杨立柏的交际圈子不断扩大，年收入从十年前的四五万到去年跃至百万，除掉税和各项成本支出，剩下约有五六十万，落入银行户头的却没几个子儿。

五六十万的年收入在北上广深可能算不得有钱人，但在我们这个三线城市，足以让一个自小穷惯了的男人膨胀。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杨立柏也不例外。

他动辄嫌弃我这个那个，眼神里满是挑剔：穿着老气啦，笑容僵化啦，言语不得体啦等等，诸如此类。

如果说十七年前的穷小子杨立柏是一碗廉价的街头拉面，如今则摇身一变，成了以假乱真的波尔多红酒。

同为律师的我，却从当年的白玫瑰变成了蚊子血，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我干的都是杨立柏的辅助工作，写文书，调查取证，独立案源一个没有。

我感觉到，我们的婚姻之所以维系，完全出于杨立柏对我的怜悯之心。就像网上流传的一句话：我没扔了你，已是最大的恩赐。

当年可不是这样，杨立柏是下跪求婚的，手里的结婚戒指是在市场上花十块钱买的假钻戒，骗骗亲友的眼睛。

那时我认为自己嫁给了爱情，而今才知道，想得越美往往长得越丑，爱情同样如此。

当天下午，我们去了民政局。

途中，他一边开车，一边给小三打电话，说他离婚了，正在办手续的路上。

小三大概是说“离啥婚啊，对付过呗”之类的话，杨立柏说，离！她提出离就离呗。

这一幕让我惊讶。

杨立柏的电话显然在暗示对方，自己这边障碍已经解除，可随时与她结婚。

那女人的反应却说明，她还没有与杨立柏结婚的想法。

如此看来，尽管鱼水之欢五六年，两人却都是抱着玩玩儿的想法，杨立柏半真半假，小三儿走马观花，死心眼儿的是我。

办完手续，我们分道扬镳。

杨立柏开着崭新的商务车绝尘而去，抛下我在冬日寒冷的空气中，呆呆地望着街头穿梭的车流。

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离婚啊，出轨啊，屡见不鲜。

因生活习惯不同离婚，性格不合离婚，出轨离婚，婆媳矛盾离婚，有人甚至因挤牙膏的长短和方式不同而坚决离婚。

在律师事务所，我每天都能接待几位前来咨询离婚的人士，以女性居多。

问及原因，十个有八个是对方出轨。

这种事听得多了难免麻木。

所以，杨立柏出轨并没让我太意外。

我伤心的是这十七年岁月，它可用几个数字概括。

七次搬家。

刚结婚时，我们租住在简陋的一居室里。那时杨立柏在一家私企打工，拿着为数不多的工资，我是个小小的律师助理。

为了找便宜点的房子，五年中，我和杨立柏搬过四次家，直到第六年攒够首付，按揭了一套47平米小屋，第八年换成90平米两居室，然后是现在的三居室。

去中介找房子和装修都被我一手包揽。

我和装修工谈价钱，买材料，讨价还价，晚上回家想着给杨立柏做点好吃的，补充营养。

而今回想，我痛恨自己当年那么贱。男人不能供着，得用。他家里家外忙得团团转，才不至于余下精力干别的。所以事到如今，我也算咎由自取。

五次大型手术住院。

婚后第一年，杨立柏的父亲脑出血入院，开颅手术费用惊人。他母亲身无分文地将丈夫送来，就放手不管了。

那时我们也没钱，只能借。好歹钱花了，人也救过来了，接下来就是还钱，当然是由我们来还。

此后若干年，他父亲陆续患过脑血栓、胆囊摘除，他母亲患过腔梗、脑动脉瘤，小毛病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命运之神要是看不上谁，肯定变着法儿地把一系列灾难抛给他，杨立柏家就是。

往往是刚还清前一笔债，后一笔接踵而至。

有段时间，我最怕他家来电话，来了就一个字：钱。

大小手术要钱，生活要钱，家中陈年债务的清偿也要钱。

他父亲的解释是四个字：父债子偿。

我不否认很多农村父母明事理，懂得给儿女减轻负担，尽量自立，但说实话，在杨立柏父母身上，我看不到这点。

他们像两座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杨立柏身上，丝毫不顾他尚未站稳脚跟儿的事实。

为此，杨立柏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钱。为了赚钱，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司法考试，周末骑着自行车挨家便利店推销小食品。

那时我真挺心疼杨立柏的。摊上这样的家庭，估计没几个人受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三次怀孕，都没要。

第一次发生在他父亲脑出血手术住院期间。刚结婚就面临巨大家庭变故和巨额债务，我和杨立柏都认为这个小生命来得不是时候。他征求我意见时，我看懂了他的眼神，说等条件好点再要吧。

第二次怀孕时，我们刚按揭了一套47平米的一居室，装修完，银行存款趋近于零。

想着窘迫的家境，我犹豫了，最终决定不要。

第三次怀孕时，杨立柏刚通过司法考试，我们也换了两居室的房子。

按理说，这个孩子来的正是时候，杨立柏却说，这些年他父母给他带来的经济和精神双重压力，让他对身为父母须承担的责任产生了畏惧。人生本就艰难，何必增加负累。

我想想也是，便同意了。对我来说，有没有孩子不重要，只要有杨立柏，我就知足了。

如今我才知道，那时，杨立柏刚刚认识小三，注意力已经偏移。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数字：0.5次失业。

杨立柏的律师做得顺风顺水后，我渐渐成了他的助手。

我的生活和工作重心都放在杨立柏身上，忍受他的挑剔和责难，给自己的解释是：中年夫妻，大抵如此。

小三的事，杨立柏做得滴水不漏，我也没有私下查他手机的习惯。

直到那天他下班回家，手机放在玄关柜上，他去卫生间冲澡。我听到吱吱的震动声，过去一看，是一则短信：

哥，你刚走，我就想你了。

再往前翻，同一个号码发出的暧昧短信不计其数，他的回复亲昵肉麻，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其中一条内容证明，一个月前杨立柏的一次南方出差，是带着小三一起去的。

他们在三亚玩了七天，期间杨立柏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深圳律师事务所进行考察。

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生活就是逆水行舟，不但不能放下手中的桨，而且要时时注意前方的状况，这方面，我太过依赖，太过迟钝。

就这样，十七年婚姻生活的摸爬滚打，优秀的女人将身边的男人培养成一棵参天大树，我却培养出了一个渣男。

我将房子委托给中介出售，自己租了一套小公寓。中介说眼下房地产市场低迷，让我做好长期战的心理准备。

我的房东是个中年女人，脸颊红润，神情透着男人般的刚毅。

她话不多，言辞简练，给我的印象是她一定经历过不寻常的事。

我告诉她我不要上个租户留下来的锅碗瓢盆，她二话不说，立即收拾。

她将杂物装进七八个塑料袋，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根绳子将袋子串起挂在肩上，奋力站起身，迈着大步下楼，沉稳的架势让我想起泰山挑夫。

我以为自己当年一手包揽家里全部杂事，已经够强大了，房东女人给我的感觉是，我那些经历不过是根轻飘飘的羽毛。

我打扫卫生，开窗换空气，换上干净床品，然后去超市买日杂用品。
当一切焕然一新，我感到新生活正在向我招手。

年近五十又能怎样？

按照平均寿命七十岁计算，我还有二十多年的奋斗期哩。

二十年可以做多少事？

玛格丽特米歇尔用十年时间写成《飘》，村上春树上升为文坛巨擎，普鲁斯特完成巨著《追忆似水年华》，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我就不能通过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么？

抱着这个信念，我换了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姓黄，五十出头，人看上去不错。

谈及简历，我说已经多年没独立办案，缺少案源，只能从工薪律师做起，他理解地点点头。

所里的工薪律师除了我，再就是几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

起初我感到尴尬，很快就适应了。

工薪律师和实习律师地位差不多，收入不多，却忙得团团转。

一次吃饭时，老黄对那几个年轻人说，律师这个行业吃上饭容易，做好很难，需要拿起来的东西和放下的一样多，比如脸皮，有时候它象征着尊严，有时候它连鞋垫都算不上。

年轻人频频点头。

我明白老黄这话是对我说的，也是善意的。

我还想起在哪里看过一句话：伤心不算什么，来世上一遭，保留一颗完整的心有什么用呢？

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做点吃的，练一个小时瑜伽，写一篇日记，看两个小时书，我感到日子比从前充实。

我不必再看谁的脸色，不必担心夜半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睡得十分踏实。

我时常想起杨立柏，发会儿呆，心中五味杂陈。

也许他和那个女人会结婚，也许不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在一起。

夜里她躺在他身边。他不必再费心编织谎言，不再感到生活索然无味。

尽管我有意避免，可我知道这个城市不大，法院六家，律师千人，迟早我会遇见杨立柏。

入秋时，这一天终于来了。

案子是老黄的，酒醉驾车，血液酒精含量200毫升。

委托人姓单，是个看着十分阳光的年轻人。

他要求缓刑，愿缴纳双倍罚金。老黄将事情沟通好后，开庭让我独自去了。

事情出在罚金上。

我叮嘱小单好几遍，让他务必带着罚金来，结果他一拍脑袋说忘了。

开庭时间不能延后。按照惯例，如果当庭交不上罚金，小单会被送至看守所扣押，等候判决。

双倍罚金是八万。小单和我商量，能不能先替他垫上这笔钱，三天内他保证还我。

我犹豫着。

交完一年房租，我银行账户还剩八万多，卡就在身上。

我对小单不了解，无从判断他承诺的可信度，我想到的是老黄对我的信任。

这个案子是老黄提前安排好的，刑期都定下来了，如果就差罚金没交，小单被临时关押，老黄会怎么看我。

我决定给老黄打个电话，谁知他关机了。我这才想起今天上午他在另一个法院开庭。

“姐，”小单诚恳地说，“你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判决还没下呢，万一有变故我找谁去。”

想到判决，我心里有了底。

不错，判决前，我自有办法催小单还钱。

离开法院时，我叮嘱小单钱的事，千万别忘了。

“那当然，”他慢吞吞地说，“要是联系不上我，就找xx。”

我的心瞬间下沉，知道一切都泡汤了。

XX是政法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老黄最近有事正求他帮忙。显然，小单的案子是XX和老黄的交换。这意味着那笔罚金即便老黄知道内情，也无法开口。

我盯着小单。他是那样阳光，举止透着股大大咧咧的帅气劲儿，像我弟弟，此刻却令人感到恶心。

想到趋近于零的银行存款，我顿感呼吸艰难。

这时，我看见杨立柏。他站在我身后不远处的台阶上，表情说明他听到了一切。

我脸颊发热，迅速步下台阶，杨立柏追了上来。

“被耍了？”他瞧着我，戏谑地问。

我没吭声。

“就当教训吧，钱越多，教训越深刻。”他说。

“不用你教我。”我剜了他一眼。

他好脾气地点点头。

这让我心酸。

这些年，我习惯了他对我的不耐烦，而今离婚了，他的态度360度大转弯。这是离婚的代价？

接下来的三天，小单音讯全无。

就在我迟疑着要不要向老黄和盘托出之际，我接到法官电话，让我去法院一趟。

一个小时后，我拿着装有八万元钱的档案袋走出法院大门。

是杨立柏的功劳。他和那个法官熟，找他说明了情况。小单接到法官电话，立即将钱送到法院，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了。

我给杨立柏打电话，表示感谢。

“何必客气，”他说，“咱俩，谁跟谁呢。”

他语气暧昧，我没说什么。

“一起吃个饭吧，”他继续说，“多年夫妻，何必那么绝情。”

我迟疑片刻，答应了。

我的猜测不错。房东和我同龄，十年前因丈夫出轨离婚，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生活。

她捡过垃圾，送过外卖，当过清洁工，如今经营一家快餐店，名下拥有三套房产。

她大儿子在读大学，小儿子在私立学校，她自己一边经营快餐店，一边读电大。

更让人欣慰的是，她遇到了一个真正心疼她的男人，每天下了班就去店里帮她，一应重活累活全不许她插手。

这些是微信聊天时她告诉我的。

“我现在才知道，”她说，“其实生活从不亏待谁。你阳光，它就灿烂；你阴霾，它就下雨。”

在杨立柏身上，我看到的是后者。

那天吃饭，他看起来十分落寞。

他坦言，和小三在一起时曾引发他激情四射的东西，那些所谓的温暖，而今忽然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眼下，小三逼他结婚，他却渴望逃离。

“我们复婚吧。”杨立柏诚恳地说，“我和她断干净。”

我摇摇头。

他盯着我，“你真绝情。”

我笑笑，没说什么。

“可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总得回报我一下。”

他玩味地瞧着我，手指在桌面轻轻叩击，仿佛在估量眼前商品的实际价值。

“我不欠你任何东西，”我冷静地说，“如果说欠，我欠的是自己，余生我打算补偿回来。”

说罢，我站起身，准备离开。

“余生你不会获得什么的！”他气急败坏地喊。

我挺起胸，淡然笑笑。

这个结果是可能的。不过谁知道余生多长呢？正因为不知道，所以珍贵。

而且我明白了一件事：远离渣男，任何时候都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