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证那天，我们很穷。

住着租来的小单间，骑着淘来的二手电动车，就连我涂在嘴上的口红，都是淘宝9块9包邮的。

可那又怎么样呢？

小屋子能遮风挡雨，电动车能把我们带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也还年轻，用不着口红来彰显美丽。

爱情把物欲降到了最低，所以哪怕一无所有，我们也欢天喜地。

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正式成为法定夫妻。

然后我们揣着小红本本去了自助餐厅，准备放开肚皮大吃一顿。

每人168元，鱼虾烤肉应有尽有。刘一明用玻璃杯装来红酒，我们在嘈杂的人声鼎沸中碰杯，欢喜在杯中漾开，又一层层地荡进了心里。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肠胃塞满了平日里很少吃到的珍馐美味。他给我剥了一堆虾：“我一定要努力，让你过上顿顿都有虾吃的日子。”

我说不，你比虾子更美味。

这不是谎言，在我心里，他比世间一切都珍贵。

结果当然是吃撑了。

两人捧着肚子慢慢往回走，边走边笑，从心酸里扒拉出零零碎碎的幸福来。

那是个初冬的夜晚，走着走着就下起了雪。雪花轻飘飘地落在头上，等走到住处，头上就有了白白的一小层。

我觉得这是绝无仅有的好兆头，“刘一明，我们一定可以走到白头的。”

“那是肯定的。”刘一明笑起来，在我的脸上轻轻一啄。

而这些，竟然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和刘一明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恋爱，也被谈出了相互取暖的感觉。

有一年，爸爸得了重病住院，我没钱交学费，助学贷款一时半会也申请不下来。他得知后，便把一整个学期的生活费给了我。

3000元，刚好够我拿去缴纳学费。可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

我觉得对不住他，他嬉笑着揉我的头发：“反正你都已经以身相许了。”

无奈之下，两人一起去校门口的火锅店做帮工，工钱很低，但能管两顿饭，我们干得兢兢业业，在忐忑不安中熬完了大学时光。

是的，熬。

我对那四年的所有记忆，都被贫穷涂抹成了最暗淡的灰。就连那些本该璀璨的缠绵，都带着廉价小旅馆里独有的潮湿气息。

本以为毕业了，工作了，日子就能一天天好起来。于是我拼了命地加班苦干，可工资涨幅却远远跟不上房价涨幅。

那两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房价一路飞涨，最后飙升到望洋兴叹。

刘一明安慰我：“没房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有彼此啊。”

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口号偶尔喊喊，但大部分时候，都沉迷于现世安稳，下班就玩玩游戏听听歌，日子过得松散却惬意。

但我却慢慢发现，单一的爱情并不足以撑起人生。因为没有房子，我们就难以在这座城市真正立足。

不是我拜金，而是钱财能够终结颠沛流离，把安全感踏踏实实地揣进怀中。

结婚第二年，我怀孕了。

刘一明高兴坏了，他贴在我那尚未隆起的小腹上听声儿，嘴里还喃喃说着：“宝贝儿，你乖乖的，不要累着妈妈呀。”

“可我并不想把他生下来。”

我的表情一定是冷淡而疏离的，因为刘一明的脸色猛地暗淡了。他的手从我的腰上耷拉下来，颓然地倒在床沿边。

他没问我为什么。

其实答案也了然于心。

贫穷是扼杀勇气的罪魁祸首。因为没钱，我们不敢辞职、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孩子。

他不说话了，却买回来一袋基围虾，再上锅蒸熟，然后一言不发地剥壳、蘸上海鲜酱油，送到我的嘴边。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决堤了。

他也哭了起来：“老婆，留下宝宝好不好？”

他的哭声由小到大，最后竟嚎啕起来。我的心一软，下意识地点了头。

接着便是漫长的孕期，到了第七个月身形笨重时，我收到了辞退通知书。老板多发了三个月薪水，“对不住你了，但咱们是小公司，实在等不及你坐月子哺乳。”

我没争辩，只默默地拿钱走人。

有时候，道理只是白纸黑字写下的正义，生活自有它的逻辑与潜规则，我无从抵抗，唯有握手言和。

孩子生在乡下老家，我只喂了他三个月，就着急忙慌地开始返城找工作。

当了妈，赚钱欲望日益高涨。我渴望用钱，来许给儿子一个光明的未来，至少，别再吃父母吃过的苦。

刘一明依然寄希望于加班加点加工资，而我在朋友的建议下开起了网店。

我们所有的城市轻工业发达，批发市场上的衣裙五花八门，价格也相对低廉。

我抽出休息时间去拿货，又买了台二手相机，把衣服平铺在地板上拍照，再兢兢业业地上传商品，装修店铺，厚着脸皮求天南地北的同学帮忙打广告。

好在我的审美在线，产品质量也过关，小店开张第六天，就卖出去了第一条连衣裙，赚了80块钱。

那80块钱被换成了虾子，我们坐在狭窄的餐桌边大快朵颐。吃完后给婆婆打电话，听着儿子的咿咿呀呀声笑出了眼泪。

创业艰辛，尤其是起步时，我的时间被分作两半，一半泡在批发市场，另一半用来拍照修图，回答顾客的各种奇葩问题。

刘一明见我操劳，有时也劝我放弃：“不如找个安稳轻松的工作。”

可我已经尝到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的快感，再也不想回到挤公交拿固定工资的平淡岁月。

那是2010年，电商比现在好做许多，只要有眼光、能吃苦、会引流，生意差不到哪儿去。

于是我迎着风口，慢慢地飞了起来。

儿子三岁那年，我们买了第一套房子，首付是我出的。

拿到钥匙的那天夜里，刘一明拥着我，在我耳边喃喃细语：“老婆，辛苦你了，以后我来还房贷，你把工作量减少一些，多陪陪孩子和我，好吗？”

我随口应着，内心却在不停地盘算接下来的促销活动，顺便规划了一下行程表：

早上9点去服装厂谈合同，我已经跳过批发市场，直接去厂家拿货；

午饭和新请的几个模特一起吃，他们都是大学生，青春正好，性价比很高；

午后和下属开会，虽然不到10个人，但起码也是个公司了，必要的会议不能少；

晚饭要请合作伙伴，他们是专业的摄影团队，能把我的产品拍得更漂亮。

刘一明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他的手已经不安分起来，呢喃声也化作粗重的喘息。我环住他的脖子，顺着他的动作摆动，但大脑，依旧在高速旋转。

几分钟后，他停下来叹气：“算了，你太忙了。”

他的声音里含着落寞，明明是极轻的一声，却在我心里落下重重的一锤。

“对不起。”我道歉，“事情太多了，我也有点累。”

“那就休息吧。”他的声音也温柔起来，有个轻轻的吻映在我的额头上，“我理解，但我希望你走慢一点，等等我，等等爱。”

他竟矫情起来，眼里泛着不知名的光。

但那时我不懂，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长出一条细细的不易觉察的裂纹。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刘一明为了支持我，三番两次地拒绝了提拔。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照顾家庭上，我们的孩子，也几乎是他一手带大的。

每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总能见那父子俩依在灯下，写作业或是做手工。

那剪影落在墙壁上，很温馨，很动人。

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那颗坚硬的商人心就会瞬间融化，在外遭受的所有苦痛，似乎都能就地挥发，甚至催生出新的力量来。

可我不在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多。

开始时，刘一明三天两头地劝我：“赚钱何时才是头？孩子需要你。”

每次我都哼哼哈哈地应着，可当电话一响，我又不由自主地投入战斗，把自己的承诺抛之脑后。

不记得错过孩子的多少个家长会，也不知道落下了多少纪念日，也算不清我们多久未同房……

有一种急迫感跟在身后，逼着我用力奔跑，只要偶尔停一停，失落感和罪孽感就会把我密不透风地包围起来。

而另一方面，欲望也延绵不绝永不停歇。

当我有了10万，便渴望20万；等有了20万，50万又会成为下一个小目标……

我永远记得，当我赚到50万回家那天，刘一明独自搬去了客房，他在餐桌上留下纸条：“最近睡眠不好，我们先分开住一段时间。”

旁边是一碗基围虾，剥了壳的，我随手拿起一个放进嘴巴。

可是很遗憾，味道已经大不如前。

那是我最后一次吃到刘一明给我剥的虾。

结婚第十年，我和刘一明平静地领了离婚证。

没有出轨，也没有婆媳矛盾，更没有家庭暴力。

但我们分居两年了，偶尔睡在一起，却再也抱不出从前的温度。我们都憋着劲想跟对方聊聊天，但刻意的迁就，反而让话题一次次尴尬地中断。

我知道，这是爱情死亡的信号。婚姻或许还活着，但也如行尸走肉，再无鲜活重生的可能。

在这漫长的十年里，我们渐渐走向了不同的世界。

不如就此放手……

许多人问我：你们到底为什么离婚？是刘一明出轨了？

这样的问题让我很伤心，我们不再是夫妻，但也不是仇人。这是一段感情的自然死亡，而不是有人给它下了药、捅了刀。

或许人们无法相信，不爱了，也能成为分道扬镳的理由和依据。

但我信。

因为十年前我们走到一起，靠的就是世人眼中虚无缥缈的爱情。

你问我后悔吗？其实我也说不清，我享受现有的一切。但偶尔的，也会想起那天的电动车、口红、自助餐，以及那场不大不小的雪。

只是很遗憾，我们最终，还是辜负了那些最合时宜的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