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巴黎途中不管我看哪里，总有年轻夫妇推着小孩熟睡中的婴儿车，手上抱着裹毯子的婴儿，或追赶着背超级英雄背包的幼童。每个家庭都让我想起英格丽和我毁掉的未来。我猜想英格丽在做什么，跟谁在一直，没有我的眼睛乱瞄和矛盾心态，她生活是否比较快乐。分手的诸多危害之一就是不只要花很多年找到新恋情，还要验证是否真实、稳定而且可持续。

但是在巴黎，一切都会改变。我会找到其余的追随者。或许就像几次轻微创伤累积成一个大创伤，几次小恋爱也能累积成一个大恋爱。

首先，有安妮。我抵达后她在饭店房间等我。她苗条又健美，披肩的暗金色发，极简化妆，中性穿着。我走近时，她用动人的褐眼珠默默深沉地看着我。我上前一步，拨开她的头发，我们接吻。

我们脱衣服、上床、做爱、拥抱。然后她说你好。这是我们交谈的第一个字。

其次，还有詹姆士和妮可的朋友卡蜜儿。“嗨尼尔。我要去找我朋友罗拉，她跟你一样是美国人，”她传简讯，“她想要去换妻夜店，我答应过陪她去冒险。你想要跟我们去吗？”

“我可以带女伴吗？”

“甩掉她。现场会有很多女伴可以挑！而且她们都想要嘿咻！”

这家换妻夜店听起来像充满心态开放单身女子的金矿。唯一的问题是：我想要带安妮。

“如果你非带她不可，就用‘我们只是喝杯酒看一看，那招，”卡蜜儿让步，“一开始我男朋友就是这样把我骗进去的，看看我现在！店址在蒙马特区。晚餐过后打电话给我。”

这一年来的男女关系中，我的信条就是说不。只有拒绝别人我才能保护英格丽的心。但是现在，我要说好——对每个人，一切事情，人生。因为每次答应都是通往冒险的门户。不论我投入的是什么，这种关系是在认同的基础上运作。

当晚的晚餐时，我照卡蜜儿的指示做。安妮和我陪几年前我在欧洲打书之旅认识的两个女人在一起：德国时尚摄影师和瑞典设计师。她们大部分用餐时间都在讲我不认识人的八卦。

“我们什么也不用做，”我向安妮解释，“就预定喝杯酒看一看，如果很逊我们随时可以离开。”

“我有点累了，”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一整天，她都没说什么话。她只是活泼地黏着我，几乎不断用楚楚可怜的大眼睛眨都不眨望着我。我有预感她想要我做什么或者可能已经如愿了。“我可以回饭去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吗？”时尚二人组插嘴。

“如果你想要可以跟她们去，”安妮轻声告诉我。

很难看出安妮的意思。我不确定她是真的累了或只是对提议感觉不安。“你确定我去了没关系吗？”

“我不介意，”她回答。

我观察她脸色确认她是说真的，不是试探看我是否会选择她。她显得平静又不关心。我又问了三次确保无误。

“她说你可以去！”德国摄影师向我怒道。

原来，勇于尝试可不是轻松的人生原则。我不懂为什么，认识安妮才一天之后，我已经感觉丢下她去玩好像是错的。或许问题不在我交往的人想要占有我，而是嘿咻之后我出于罪恶感交出了所有权。我在重演纠结剧本，病态地迁就一夫一妻制。如果我真心认为性占有是错的并且身体力行，一开始我不会同意和英格丽建立独占性关系，会省下我们很的伤心。人生中，现实观最强的人会赢。失去你的道德确定性就失去了你的立场。

我们在饭店放安妮下车，她给我深深一吻然后走掉。这是好迹象：让你的情人独自去性爱夜店其实是比跟他去更开放心态的壮举。出租车加速驶离时，德国摄影师挽着我的手臂。

我决心别像以前那样毁掉这次狂欢会。我吃饱了，所以我不会偷吃爆米花。我没碰任何影响心智的药物，也不打算吸食。我甚至剪了指甲。

我们在午夜过后抵达夜店。我立刻看到卡蜜儿。她的棕色长发简直能拍洗发精广告，皮肤光滑无暇得用形容静物的比喻，像珍珠，都还不足以表达。

她和另两个女人站在一起：她的美国朋友罗拉，看起来像支燃烧的蜡烛——又细又长，白色裤装和蓬乱的金色短发。还有布拉格来的高大、消瘦又性感的体型让我想起女星珍·柏金（Jane Birkin）。

“我们进去时必须穿长袍或毛巾吗？”我问卡蜜儿，不清楚这种地方的规定是怎样。

卡蜜儿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疯了。“不用，我们就穿这样进去。”

松了口气。虽然我对性爱很想开放、进化、摆脱羞耻，我看到自已的身体还是无法泰然自若。初体验时，我尴尬得不想脱掉我的衬衫。第二次和第三次也是。

我们后方的队伍中，有个穿订做西装梳油头的法国人。看起来好像吸很多古柯碱的可疑商人。“既然你有这么多女伴，我可以跟你进去吗？”他问。

夜店有规定所有男性必须带女伴进场——而我像大胃王跟五个女人站在一起。我猜我跟英格丽交往时错过的就是这个：选择、多样性、冒险、探索、新奇、未知。照洛琳的说法，刺激。

“我不晓得，”我告诉他，“我是第一次来。”

我们等待时，卡蜜儿和罗拉讨论分享玩具，她们指的是男人。“你男朋友会来吗？”我问卡蜜儿。

“不会。”

“他知道你在这里吗？”我发问不是批评她，而是因为我好奇他们的关系是如何维系的。

“不知道。”她歉疚地微笑。显然，拥有开放性关系并无法治疗偷腥。先是妮可，然后赛奇关于前男友的故事，现在又有卡蜜儿。或许大多数男女关系的问题在于规则逐渐变得比它们应该代表的价值观更重要。

最后卡蜜儿的玩具来了两个，都穿名牌西装打细领带。他们自我介绍叫布鲁诺和帕斯卡。布鲁诺看起来像利落的大学运动员，而帕斯卡戴细框眼镜，短卷发，缓慢优雅的仪态，看来像时髦的知识分子。

这里的男女不像至福派对上专注性爱的人群，不是离婚、打扮像A片明星的周末战士。除了后面的油头商人，他们都很年轻、时髦、穿着巧究、没有整形。他们看起来跟高档夜店外面的人没什么两样。显然，在城里玩了一夜之后，他们是来吃甜点的。队伍开始前进，罗拉同情那个落单商人，邀他跟她进去。

“你知道我怎么分辨哪些人是野蛮人吗？”德国摄影师向朋友说，“看他们的鞋子。连我最糟糕的敌人都不会那样穿。”

我似乎在每场狂欢会都犯了重大错误，这个时尚专家可能毁掉这一摊。但已经来不及逃离她们：我们被放进场了。

我们进去时，一个女公关叫我们寄存我们的外套（不知何故时尚专家窃笑起来），然后给我一张卡，她说明这就是我今晚的账单。薇洛妮卡脱掉绒毛上衣露出宽松的露背洋装，如果她步伐太大，恐怕会被逮捕。“她会是我今晚的第一发，”我无言地盯着薇洛妮卡的晒黑背部时，帕斯卡自信地告诉我。

我们下楼走到一处无人昏暗、点缀着脱衣舞钢管的舞池。现场二十几人聚集在一座吧台边，喝酒壮胆。凯蒂·佩芮（Katy Perry）的〈我吻了一个女生〉（I Kissed a Girl）正在播放。显得好……明显。

在门厅末端，有一扇通往乐趣的黑门。朋友们都飘进门里的房间之后，卡蜜儿牵我的手提议带我参观。“那我朋友怎么办？”我问。

“他们不会有事的。你到底要不要来？”

我看过去，她们似乎深陷在假装高傲的对话中，假装高傲掩饰她们的不自在。我最好邀她们一起来，何况是我带她们来的。但是，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参观狂欢会时她们在旁边傲慢大声地评论众人的性技巧多么过时。

我丢下她们很歉疚，就像我丢下安妮。但是我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