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轰轰烈烈的恋爱

文 | 柏杨

                          

我除了上学被功课搞得苦不堪言、奄奄一息外，另外还有一项烦恼，就是找不到女朋友。那时候，政府正在严厉禁止妇女缠足，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女学生，经常被县政府聘为“放脚委员”，到乡下各地去宣传缠足的害处和天足的好处，还挨家视察，发现有五六岁小女孩缠足的，就要求立刻停止。这是确确实实为人民谋福利的善政，而许多乡下人的回报，却是把那位任放脚委员的女孩暴打一顿，眼看着她在邻居们叫好吆喝声中，夺门而逃。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中最精彩的景观。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识字的男人，也就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文盲。设在辉县沿村的郭家祠堂，在一九二零年代曾经有过赏格：本族青年小学毕业的奖赏二十银圆，中学毕业的奖赏五十银圆，大学毕业的奖赏一百银圆。那时候农村的雇工，一年工资才二十银圆。一百银圆能够购买年轻人五年的劳力，这在乡下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从此我就发誓要拿这项奖学金，来减轻日渐衰老的父亲的负担。可是终告失败，因为我一辈子什么学校都没有毕过业。

男性的知识分子已经如此稀少，女性的知识分子，更稀少得可怜。不要说识字的女性，就是从没有缠过足的女性，在一九三零年代仍是罕见的稀有动物。我有一位堂兄郭立生，省立汲县师范学校毕业，曾经拿到祠堂五十银圆的奖赏，被乡下人尊敬为最有前途、将来可到县城跟县长平起平坐的年轻绅士。他师范学校毕业的那天，媒人就不断到他家说媒，把她们手中的姑娘美化得貌如天仙：柳叶眉啦，瓜子脸啦，面若银盆啦，三寸金莲端端正正啦。只要“三寸金莲端端正正”一出口，堂兄就会像爆竹一样地跳起来，把媒人赶走，以致毕业了两三年，还没有娶妻成亲。

父母心焦愤怒之余，决定用强制手段，堂兄才被逼说出他的最低条件：第一，女方必须上过学堂；第二，女方必须是天足——从没有缠过足。这在一九九零年代绝对不值一提的条件，在一九三零年代却是天大的难题。最后堂兄终于屈服，不识字没有关系，但必须没有缠过脚。即令屈服到这种地步，仍然无法达成愿望。他父母央求了好几个媒婆，到全县各乡去探听消息，结果发现，全县天足的女子倒是不少，可是都在十一二岁以下（她们都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父母冒着家族或邻居的嘲笑，而拒绝给她们缠足的）。天足的适婚女子全县里几乎找不到一个，这造成了堂兄家里一个重大风波。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了解，儿子竟然不喜欢小脚，闹得堂兄几乎离家出走。

五十年后，我重返家园，才得知这件公案的结局，郭立生后来终于在新乡县物色到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天足女孩（她在她的故乡几乎嫁不出去），迎娶到家。现在，她早已去世，立生堂兄住在他嫁到获加县的女儿家里，常往返获加县与辉县之间，从他脸上似乎还可隐约读出青年时代这段奋斗史。在这个古老的传统社会，仅仅使人明白缠足是不人道的，天足是美的，就这么的不容易。因之，我从小就怀疑中国人对美和丑的鉴赏能力。

女性知识分子竟然少得如同沙漠里的小百合花，家里如果出现一个高级师范或高级中学的女学生，那简直能轰动全县。我一直到十八岁，从没有见过一个高师或高中的女学生。其实，倒是真的见过一个，那是辉县老宅邻居张老太太的女儿张少。当我读初中的时候，张少已经读省立开封艺术师范学校，我们这一群孩子都叫她五姐（她家有五个女儿），每次她从开封放假回来，那种城市女学生的打扮，真叫我们这群野孩子们晕头转向，天天围绕着她转，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比我们这群孩子其实也不过大三四岁，我有时候作成人状，仿佛大人的口气，不叫她五姐，直接叫她的名字张少，她也顺口答应，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也仅止高兴而已。那位都市小姐根本就没有把乡下小萝卜头看在眼里，有事的时候就差遣我们跑腿办事，没有事的时候，想跟她多说一句话，她都不理。其实，即使叫我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现在，我到了开封，而且读的是“世界第一名校”——高中（全世界人都应该知道它是开封高中），气势非凡，勇气大增，自信心也大增。虽然那时候，高中学生还没有听说有谁在谈恋爱，但是我自认为有顶尖的资格去交女朋友。那时候的恋爱，都发生在表亲之间，一旦双方面关系是表兄妹，那简直是天造地设，铁定的一对，非恋爱不可，这由一九一零至一九二零年代，民国初年畅销的小说书上，描写的都是表兄妹恋情，可以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束手无策。我已经不想成为篮球健将了，而急于成为网球健将——进入开封高中后，我才学习了几天打网球。因为我在练习打网球时，能把网球打到墙外，我必须从门口飞奔出去，到马路上拣球，常使那些路过墙下正在读师范的女学生，叽叽喳喳地捂着嘴笑，这时候我就大为得意。

有一天，我在拣球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书包上的名字：何玉倩。那个书包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学生？是胖？是瘦？是高？是矮？统统不知道，而只知道她的名字。回到学校，就在脑筋里构思，怎么样写一封信给她。

过了好几天难挨的日子，信终于写出来了，密密麻麻五张信纸，这是我平生第一封情书，可惜已不记得详细的内容。但只是坚信这篇文章如果正式地写在作文簿上，老师一定会批一个“甲上”。反正是，小心翼翼地贴上邮票，投入邮筒。

从此，天天到学校信箱那里观望。为了避免同学对我的行动起疑，我就宣称并不是来看信的，因之也不在乎有没有信。这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上课几乎全听不进去（其实没有这封信，也听不进去），只好逃课去打网球，没有对手的时候，就一个人面对着墙打。有一天，那一个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像当初看榜时候一样，从一排信中忽然发现我的名字。我跳上去把它拿下来，不错，是我的名字，而且字迹写得那么秀丽，信封又是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我的心几乎跳出胸腔，我想：我的心脏病的病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不过，奇怪的是，信竟然没有封口，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的大意是：

“你年纪轻轻，不用功读书，却给女生写信，我们已把它公布到我们学校布告栏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是一个无情打击，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来说，更羞愧难当——尤其是把我的信公布在女子学校的布告栏里。我完全被打败了，当场把信揉成一团，塞在口袋里，坐在一个墙角，很久很久都站不起来。我不仅后悔写这封信，而且还非常害怕公布在“女师”墙上那封自己写的信流落出校门，落到父亲之手，或落在开封高中同学之手。同时我也非常痛恨这一位叫何玉倩的女生，竟用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手段，而只不过为了炫耀她自己曾经被男生追过。

这件事终于悄悄消失，我也渐渐地恢复正常，但不会忘记这次打击。这使我一辈子坚持一项做人的原则：绝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因为我曾受其害。

不管怎么说，这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就这么灰头土脸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