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涵

爱情，是一种个人主义，“为情生死相许”的痴情，如果只是完全的个人选择，倒也无可厚非，就和选择自杀的哲学家一样。只是，无论爱情看起来多么个人主义，它总受到集体文化的浸淫和修剪。女人并非天生就比男人更“痴情”，男子痴情起来同样是毫无理性可言的。但是，男人的爱情幻灭了、其生命也随之逝去的形象，远远不如女性那么普遍与频繁。

关爱的匮乏、爱情至上的观点，造就了杜十娘和蝴蝶夫人这样“与爱共生死”的人格，仔细想起来，这样的人格，并不是个体属性，在东方，它是许多女性的集体人格。

这样的集体人格，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重男轻女的情结、男权文化精心构建的女性审美，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研究过中国社会心理的学者都发现，“重男轻女”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心理现象。官方统计，中国2014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5.8（以女性为100），这还是“连续多年下降”后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数千万的女婴并不是凭空消失，她们是被人为杀死的——仅仅因为性别，一个生命就没有出生的权利，这在任何动物世界中都是难以想象的，而长久以来，一个一个女婴在男人和女人的默认下，消失了。中国女性，就生活在这样残忍荒诞的时代。她们的性别，就是刻在她们生命中的“红字”，是确凿的、没有任何缘由的羞耻。

无论城市里有多少独生女儿在受宠，也无法改变“女人”作为一个性别整体蒙受的不屑与轻视。如果这个女儿有一对开明的、超越社会习俗的父母，给予了她完全的、毫不犹豫的爱和鼓励，那么她或许可以生长出一点不同的勇气和魄力。而多数普通父母，即使内心再爱女儿，他们的爱，也难以突破整个社会情结的捆绑，不自主地流露出社会偏见的端倪来。有的父母，自觉矮人一截，有的父母，付出再高代价也要再生一个男孩，而更多父母，则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女儿的幸福之路，除了通过婚姻（男人），别无他法。

这就是中国女性面临的集体性别观：首先，你不如男性重要，你的性别是退而求其次、无奈的选项；接着，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个好男人（一段好婚姻），你就得不到社会、熟人圈甚至你父母的认可。

女人的自我存在价值，就这样诡异地，与男人结合在一起了。而这种结合，最让女人甘之如饴、迫不及待的方式，就是“爱情”。可以说，中国女性对于爱情的渴求，从来不是她们自以为是的“纯爱”，而是与“自我身份”的确认与提高紧紧绑在一起。就像《聊斋》里的女妖们，她们虚无缥缈、来去无踪，只有在取悦男性、得到爱情时才能显出人形、有了肉身。

中国女人的情感匮乏感特别强烈，归根到底是这个国度很少把女人当人看。没有被真正尊重过和爱过，就很难明白“自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就只有在余生中不断地去索取、去得到一个证明：“我是被爱的、被理解的”。

与此同时，与“重男轻女”相配套的女性审美形象，扎根在了每一个小女孩的心里：纯洁、坚贞、为爱而生、善解人意、隐藏欲望、全心付出、不贪图权势，这才是好女孩儿。我在小学时就发现，小女生们很早就不喜欢那些大胆、“爱出风头”的女同学，认为她们过于招摇、不够矜持和淑女。东方女孩对自我性别的认识很单一，她们的道德感很强、羞耻感很强，总是生怕触碰了什么禁忌、破坏了身为一个女孩的美丽。而且，她们对在爱情中的“凄美”女性形象还抱有一种畸形的欣赏——这竟然和男人一样。在许多小女孩的幻想中，能够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的凄美女主角，为爱等待、为爱牺牲、为爱隐忍，最后被男人珍视一生，不亚于一场神圣的仪式。

她们很少有一点批判意识，很少察觉到这种“单纯”背后的贫乏和凶险。对于男人和爱情，她们的认知是空中阁楼阁般的一厢情愿；对于一个女人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们也没有丝毫的想象力。她们的头脑中只是会经常弹出一个警示：“这样做是不好的，这不是一个好女孩该做的事。”。

尽管我从小受到“男女平等”的教育，但是当我在大学第一次看到《欲望都市》的萨曼莎时，我惊讶极了，我承认我一开始非常不适应这样的女性形象：她竟然可以明目张胆地表达欲望、竟然可以如此明确自己的生活方式、竟然可以这样和男人相处而不畏人言。这样的“坏女人”，男人是否喜欢，或许有待论证，但我知道，在我所成长的环境里，女人是最瞧不起这样的“坏女人”的。

并不是只有萨曼莎这样的女人才是正宗，只是在我的视野渐渐丰富起来以后，我意识到：任何单一的、极端的女性形象，都意味着一场精心的隐瞒和洗脑。可是，当许多女人意识到这一点时，她们已经误读了自己和爱情太多年。

爱情是一种文化。当一个人谈爱情时，他/她的爱情并没有那么独一无二，却很可能是集体人格在个体上的一次又一次复制。

女人总是爱情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