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宿命论

文/阿兰·德波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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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间，没有什么比对爱情的渴望更强烈的了。然而，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与无法理解我们灵魂的人共度人生。如果我们相信（与这个理智时代的所有准则相反），终有一天，命运会安排我们与梦中情人相会：或者有些迷信地幻想：冥冥之中有一个正是我们无尽思念的人，难道我们不该得到理解和原宥？也许我们的祈祷永无回应，也许彼此的心灵永难沟通，如果上天对我们还有些许怜悯，难道我们不能期盼在一次邂逅中与心仪的王子或公主不期而遇？难道我们不能暂时摆脱理性的责难，仅仅把这当作是浪漫人生中一次无可避免的心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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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的一个上午，十点左右，我坐在英国航空公司喷气式飞机的经济舱里，从巴黎回伦敦，全无体验爱情或是邂逅故事的心理准备。飞机刚刚飞越诺曼底海岸的上空，冬天的云层散开退去，下面是一览无遗的碧蓝海水。我百无聊赖，心绪不宁，随手拿起一本航空杂志，漫无目的地读着上面假日旅店和机场服务设施的介绍。飞机尾部引擎的微微颤动、机舱里宁静的灰暗色调以及乘务员甜甜的微笑令人心情略觉惬意。一位乘务员推着饮料和点心从走道上过来了。尽管我不饿也不渴，但在这飞机上，我产生了想吃点东西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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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左边的乘客也许有些忧郁，她取下耳机，仔细研究其面前椅袋里的安全指示卡，卡片上介绍了发生坠机后最理想的状态：乘客平静地软着陆在地面或水面，女士们脱掉高跟鞋，小孩熟练地给防护衣充气，机身尚未破损，汽油也奇迹般地没有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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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飞机出事，我们都会死掉，这些注意事项究竟有什么用？”她似乎在自言自语。

“这样或许能使人们感觉安全一些，”作为唯一的听众，我回答说。

“说真的，这倒是不错的死法，快速，特别是当飞机坠地时正好坐在前排。我有一个叔叔就死于飞机失事。你认识的人有没有那样死的？”

没有，但我没来得及回答，因为有位乘务员过来（她不知道她的乘客们这会儿正对航空公司的职业道德产生了怀疑）给我们送午餐了。我要了一杯橙汁，正准备把一盘三明治挡回去时，我旁边的这位旅伴小声地说：“拿着，给我吃，我很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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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留着栗色短发，后颈露了出来，水灵清澈、如绿潭一般的大眼睛回避着我的目光。她身着蓝色衬衫，膝盖上放着一件灰色羊毛开衫，肩头瘦削，显得弱不禁风，从参差不齐的指甲看得出她经常啃手指头。

“我真的没抢你的午饭？”

“一点都没有。”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我叫克洛艾，”她一边说，一边有些拘谨地从扶手上伸过手来与我握了一下。

接着，我和克洛艾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克洛艾说她是到巴黎参加一个会议回来。她曾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从去年起在索霍区的一家时尚杂志社做平面设计。她出生在约克郡，但小时候就搬到威尔特郡去了，现在（二十三岁）独自住在伊斯灵顿的一套公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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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他们没有把我的行李弄丢，”当飞机开始降落在希思罗机场时，克洛艾说，“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担心？”

“没有，不过我倒是碰上过这种事，已经两次了，一次在纽约，一次在法兰克福。”

“唉，我一点也不愿意出行，”克洛艾叹了口气，咬着食指尖，“更讨厌回来，我真是患了归来恐惧症。每次我离开一段时间，就总担心我不在家时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要么水管破了，要么工作丢了，或仙人掌死了。”

“你养仙人掌？”

“有好几盆呢，已经养了一段时间了。属于生殖崇拜吧。我曾在亚里桑那过了一个冬天，真有点喜欢哪里的仙人掌。你养宠物吗？”

“养过金鱼。”

“后来呢？”

“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我当时和女友住在一起。有一天她关掉了鱼缸里的通气管，鱼都死了，我想她多半是出于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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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天马行空地闲聊，微妙地捕捉彼此的性情，犹如漫步在蜿蜒崎岖的山间小径，轻掠淡远山色。直到飞机轮胎落地，引擎反向转动，飞机滑向航线终端，准备将乘客卸在拥挤的入检大厅。当取好行李，通过海关检查时，我已经爱上了克洛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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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的爱之所在。但是与克洛艾相识不久，我就似乎找到了爱的归宿。审视自己所有可感知的情感和这情感可能的接受者，我无从确定为何突然之间对克洛艾产生的竟然是爱情。我不知晓这生成过程的内在动力，而且也只能藉人生的阅历来确证这些感受。我唯一能交代的就是在我回到伦敦后过了几天，克洛艾和我共度了一个下午的时光。接着，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总是一起在伦敦西区的餐馆共进晚餐，然后去她的房间做爱，欢度良宵。好像这一切既是最陌生却又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她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和朋友去了苏格兰，但我们却发现自己每天都要跟对方通电话，有时一天竟达五次之多。并不是特意要说点什么，只是因为我们都感到自己从未与人这样交谈过，以前都在奉行中庸之道，在自欺欺人，只是到现在这一刻我们才最终领悟了另一个人，也才最终为对方所领悟。等待（本质上是对救世主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我意识到，她就是我痴痴寻找了一生的女子，一个符合我梦想的精灵。她的微笑、她的双眸、她的幽默、她的书癖、她的焦虑、她的智慧，她所有的一切都与我的理想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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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我们是如此地天造地设（她不仅将我的话语补充完整，她还使我的生命不再残缺），以至我不能认为邂逅克洛艾只是一次偶然的巧合。我失去了带着无情的怀疑论——虽然有人认为它是必要的——来思考命定这个问题的能力。这不是所谓的迷信，克洛艾和我找到诸多的细节，尽管都是一些琐碎之事，来证实我们直觉的感受：我们命中注定为彼此而生。我们都出生在双数年份的同一个月的午夜前后（她是在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我是在凌晨一点一十五分）；我们都学过竖琴；都在学校排演的《仲夏夜之梦》中扮演过角色（她演海丽娜，我演忒修斯）；我们左脚脚趾上都有两颗大大的痣；同一个后臼齿上都有条裂缝；我们都会在阳光下打喷嚏；都喜欢用餐刀挑出番茄酱；甚至我们的书架上都有同一个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牛津出的老版本）。也许这些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这足以使信徒们建立一种新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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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存在得以升华，获得意义；我们赋予时间本身并不具有的情节性。克洛艾和我把飞机上的相遇神化为爱神阿佛洛狄特的安排，充满古典和神秘气息，是爱情故事的第一场第一幕。自我们降临凡尘，宇宙中就有一位伟大的神灵在微妙地改变我们的运行轨道，终使我们能于这一天邂逅在巴黎至伦敦的班机上。一切于我们而言已经如愿以偿，所以我们可以忽略那没有发生的无数故事，忽略因为错过飞机或忘了电话号码而不能得以书写的浪漫。就如历史学家一样，我们总是面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如何阐述都不会有错，不必在乎每一个片段都可能出现偶然性，从而错误地编织起宏大的历史叙事，成为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黑格尔和施本格勒。故事发生之后，我们摇身变成叙述者，把飞机上的邂逅美化为天意的安排，为我们的命运找到太多的因果联系。我们这样做实在是过于神秘主义，或者（仁慈点说）过于粉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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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应该更理性地看待此事。克洛艾和我都不是经常来往于巴黎和伦敦，我们也从未对自己的旅行作过定期的安排。克洛艾在最后一刻被她的杂志社派去巴黎，因为副主编恰巧病了。而我之所以去，则是由于在波尔多的建筑任务碰巧提前完成，才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到巴黎，在姐姐那儿逗留几天。在我们计划回英国那天，两国的航空公司从戴高乐机场到希思罗机场共有六趟九点至午时的航班。虽然我们都打算在十二月六日下午早些时候回到伦敦，但是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确定到底乘哪架班机，这样，从一开始我们乘坐同一次班机（不一定是相邻座位）的数学概率就是三十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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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艾后来告诉我说，她本来打算坐十点半的法航班机，但由于退房时包里的一瓶洗发香波漏了，不得不重新装包，耗去了宝贵的十分钟。当旅店打好账单，用信用卡结完账，为她叫来一辆出租车是，已经九点十五分，她不太可能搭上十点半的法航班机了。当她总算通过德拉维勒街附近拥堵的交通到达机场时，那架班机已经停止登机了。因为不想再等下一趟，于是她就去了英国航空公司售票处，买了十点四十五分飞往伦敦的机票。我因为个人的缘故，正好也乘坐那架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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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售票处的计算机是如此地造化弄人，把克洛艾安排在位于机翼边的15A座，而我则是旁边的15B座。当我们开始谈论那张安全指示卡时，完全没有想到两人交谈的可能性其实极其微小，因为我们都不可能乘坐头等舱，在有一百九十一个座位的经济舱里，克洛艾被安排坐15A，而我极可能是出于偶然，被安排坐15B。从理论上说，克洛艾和我相邻而坐的可能性（虽然我们相互交谈的机率无从算起）是170/17847，也就是1/16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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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数字只是表面当巴黎和伦敦之间只有一趟班机时，我和克洛艾互为邻座的可能性。而实际有六趟，并且我俩都曾在这六趟之间犹豫不决，到最后一刻才选择了这一班，所以这个可能性必须除以36。这样克洛艾和我在十二月份的一个早上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邂逅的最终可能性为1/58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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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切还是发生了。以上的计算不仅无法让我们信服理性的论证，反而支持了对我们相爱的神秘诠释。如果事务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小而又小，但最终仍然实实在在发生了，难道不允许人们给予它一个宿命的解释？抛掷硬币就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这都足以让我不去相信上帝对事物原委的解释。我们原本会不带任何宿命的色彩去思考这最终改变我们生活的相遇的不可能性，但是面对克洛艾和我所处的情形，即相遇的概率是1/5840.82，我们只能说这是命运的安排了，肯定有谁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摆弄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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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偶然事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解释。哲学的观点坚持奥卡姆剃刀原则，寻找主要原因，认为事物背后的诱因不会那么复杂，因此除了认可严格吻合的因果关系，不会再寻找更多的原因。也就是说，要探究事物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应探究的是克洛艾和我在同一架飞机上相邻而坐的可能性，而不是火星和太阳之间的位置关系，或浪漫宿命的故事情节。然而神秘主义观点会情不自禁地用更为宽泛的理论来解释事件。一面镜子落下墙来，碎成千万片。缘何如此?又有怎样的含义，于哲学家而言，不过是一点微震、或是遵循物理法则的某种力量(根据一个可以计算的概率)正好使其落下而已。然而在神秘主义者看来，这面破碎的镜子却含义无穷，可能至少是七年厄运的标志，或是神对上千个罪孽降下的报应，或是上千个惩罚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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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百年前就已死去，如今这个世界是计算机而不是神谕在预测未来。爱情宿命论在危险地转向神秘主义。我认为克洛艾和我是命中注定要在一架飞机上相遇，为的是而后的相爱，这表明我的想法还停留在通过查看杯中的茶叶渣或观察水晶球来占卜命运的阶段。如果上帝不掷骰子，我们肯定无法与命定的爱人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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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迷失在爱情中的我们把这说成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来化解偶然性带来的全部恐惧，从而给我们乱糟糟的生活以持续下去的目标和方向，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骰子会摇出不同的数，我们却执意要摇到那表明终有一天我们会相爱的必要数字方肯罢休。尽管客观地说，我们的相遇是那么偶然，以至几无可能，但我们还是不得不相信，与我们践约者的不期而遇早已被写在从天空中缓缓打开的卷轴之上。因此，那一刻(不管到现在还是怎样的悄无声息)最终会把那个被选中的人儿呈现给我们。将事物视为命运的安排会有怎样的后果?也许只会走向它的反面，对偶然性产生焦虑，害怕生活中的细微感觉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根本不存在什么卷轴(从而也没有预定的命运等在那儿)，除了我们附会上去的之外，发生什么或不发生什么(在飞机上邂逅或不邂逅某个人儿)并没有任何意义。简而言之，这焦虑就是，根本没有上帝在安排我们的故事，于是我们的爱情也没有上帝来给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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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宿命论无疑是一个神话或一种幻觉，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将之斥为胡言乱语。神话除去主要信息也许还有重要的含义，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知道希腊诸神关于人类思想的深刻论断而去笃信他们。如果认为克洛艾和我是命中注定会相遇，当然有些荒谬可笑，但是如果我们把发生的许多事情视为命运的安排，那么我们理应得到谅解。在我们天真的信念里，我们只是让自己别产生这种想法：如果航空售票处的计算机没有将我们的座位安排在一起，我同样也会相爱。当情人相爱甚笃，往往会产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当我爱上她的眼睛、她点烟的动作、她接吻的方式、她听电话的样子和她盘弄头发的姿势时，我怎么可能想象克洛艾在我生命中的位置能够被别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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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爱情宿命论，我们便不用考虑那个不可理解的论断：爱的需要总是先于爱一个特定的人。我们选择的伴侣必定在相遇的人当中，如果给予不同的范围，不同的航班，不同的时间或事件，那么我爱上的人可能不是克洛艾——我现在还无暇思索，我实际从她身上开始了恋爱。我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注定去爱和注定爱上一位特定的人之间的区别，以为今生注定要爱上克洛艾，而不是注定要去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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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我们故事开端的宿命论诠释至少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爱上了克洛艾。当我觉得两人相识抑或是擦肩而过的时刻最终只是一个偶然，只有1／5840．82的可能性时，那也就是我不再觉得必定要与她共度人生，从而也不再爱她的时刻。